今天上午，跟我实习的同学执教了《答司马谏议书》，她的设计是这样的：
学习活动一：找出相关句子，完成表格。
学习活动二：《答司马谏议书》中王安石的论述是否有漏洞？如果没有，请你分析王安石驳论的语言艺术；如果有，请你指出论述漏洞，并说明理由。
学习活动三：司马光收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后，心情复杂。请你以司马光的名义，尝试给王安石写封回信。（不限字数）
如果是我执教，我只保留活动三，因为，三完全可以包含活动一、二，但我们讨论后，她认为，还是给予学生一些学习支架为好，于是保留了这三项学习活动。
学生在提供了《与王介甫书》的原文与译文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以上三个学习任务。
老师在处理了学习活动一进入活动二之后，展示了这样几个样例：
支持肯定派：
王浩禹
王安石的论述具有合理性，服众力强，态度较为强硬。比如“受命于人”“举先王之政”以上级说理，充分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又从道德层面从儒家的“仁”与“礼”论述自己做法的正确。
张天佑
本文虽简洁，但笔力精锐，辩驳富有说服力，并且通过驳论的“刚”与首段谦虚答谢的“柔”相结合。堪称一部驳论的典范之作。
黄景行
他的论证先破后立，着重反驳，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论。对司马光提出的五大罪责，采用“不为……”回应，句式简洁易懂。同时他语气得体无严肃反对，保持对友人的尊重。
质疑否定派：
孙浩源
①司马光所言“侵官”为变法内容中设立的官员侵犯原三司的权力，而王安石错误理解为自己的变法行为使得百官议事权受损。
②将“拒谏”解释为“辟邪说，难壬人。”为稻草人谬误，错误地将政见是否相同与忠佞画等号。
③举盘庚迁都的例子，如前文所说，不能论证现今变法的必要性。
葛悠然：
①未正面回答对方质疑：如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添设新官影响原来官吏的举动导致“乱政”，王安石仅回应了该举动不能被定义为“侵官”，未从根本上说服司马光该举动有积极影响，而不具“乱政”的负面影响，对“怨诽之多”的回应同理。司马光的侧重点在非议者对王安石的不忠将引发朝廷的祸患，而王安石仅回应“固前知其如此”，却不谈如何控制和解决潜在祸患，无法论证“变法”可行性。
②举例不具有说服力，盘庚不畏质疑声迁都的变革不一定对现在的国情适用，仍无法论证“变法”本身的可能性。
刘美霏
偷换概念：司马光原文的质疑直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而王安石却将其偷换为抽象概念，不正面回应。如，对于“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的质疑，王安石只论证了程序合规，未证明越权没有引发行政冲突。
循环论证：王安石的逻辑链为“因为我所做的是对的，所以我没错”。这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如，回应“征利”时，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但未证明新法如何利天下，只是空口谈论，没有论据支撑；再如，回应“生事”时，称“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因为我施行的是先王的政策，所以我没错（要错也是“先王”的错，与我无关）。这用“先王之政”的权威来解释，这是一种推卸责任，更是逻辑的错误，空口无凭。
分析片面：王安石将所有反对者归为“壬人”，把他们所言归为“邪说”，屏蔽了对新变法弊端的客观讨论（当然，此篇文言文看似每一个问题都回答了，却没有给出一个例子。这倒也体现出了王安石的回避巧妙，不过逻辑有很大漏洞。）
围绕这正反不同的观点，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实习同学似乎无力招架这些同学的唇枪舌剑了：
江逾：她（葛悠然）说的跟我说的就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但我想说司马光侧重点应该在说明“王安石变法行不通”，至于“怨诽之多”，是为了让王安石能听得进去，与非议者划清了界限，好让他能继续往下看，不立刻把他信给撕掉。
葛悠然：我确实也觉得“司马光的侧重点在非议者对王安石的不忠将引发朝廷的破坏”这一句说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我想表达的王安石没有谈到如何控制，去控制这些非议者，去使他的变法具有可行性。
江逾：我觉得司马光没有打算让王安石去推行新法，控制住这些非议者。他从根本上来说，是站在非议者这一边，然后直接推翻王安石。
师：王安石怎么看待司马光呢？
江逾：王安石表面上非常得体，但是实际上有点敷衍。因为他没有正面回答司马光的问题，只是在说你们都是错的，而我是对的，这个就很不合理，包括盘庚之迁也不恰当。
师：怎么不恰当？
江逾：“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王安石他自己心里清楚，不光是朝廷上有钱有势的人讨厌他，其实所有的人都很讨厌他，然后他自己可能也知道，但是他想把新法推进下去，就找了这么个理由。但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很不靠谱的，因为盘庚经常干这种事，最后被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没有说服力。
江逾：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王安石说的先王到底是谁呢？是当朝的皇帝吗？
其他同学：先王肯定是死了的皇帝啊。
江逾：但是先王根本就没有干这些事，他就拿先王来捣乱。
其他同学：先王指的是以前的皇帝。
江逾：那是哪一任呢？而且司马光在文章里面说了“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王之道。”但王安石又说自己“举先王之政”。
司徒一凡：先王还有很多人，他们也有很多想法。
江逾：王安石说的先王肯定不是当朝皇帝，没有问题。但他指代之前的皇帝，先王根本没有干过王安石类似的事情。
孙周霖：有的，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全班乐。
赵周麟：只要存在就合理。“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应该就是说过去某个皇帝做一些事情，使国家欣欣向荣，去掉一些弊患，比如重文轻武这类措施。今天王安石所做的事情也是进行一种变革，变革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但他想改善国家的理想是一样的。因此，我觉得先王之政是这样一种表达。
崔行骥：司马光说“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那么他如何反驳呢，就只能借过去的名头来表示自己并不是标新立异。此外，我觉得争论“先王是谁”这一讨论是非常不明智的，只要先王客观存在，没必要具体说他是谁。我理解江逾的意思，但如果有类似做法，以王安石、司马光两人知识储备他们肯定知道指是谁。
师：江逾你认同吗？
江逾：如果他不具体说明，就没有说服力。宋朝往前数，好皇帝也就那么几个。司马光只要仔细想一想，就发现好像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对于赵周麟的回答，出发目的是为了人民好，司马光早就知道王安石这么做不是出于一己私利，但是论证的核心在于王安石变法是不是真能为人民服务。他主观上是想对人民好，这在先王身上当然有体现的，但是先王肯定没像他这么做，所以这个论证不充分。
师：说的很有道理。
赵周麟：讨论“先王之政”没什么意义，比如说传国玉玺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难道他真的就是受命于天吗？我们也不知道。王安石说举先王之政，就是实行的是先王的政策，其实这和受命于天差不多。我是按照先王的旨意行事，但先王旨意具体是什么？解释权归我，对不对？另外，我觉得讨论“他到底是举哪个先王做哪种政策”，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气势更足一点。
师：我感觉有点主观。
赵周麟：是比较主观，但可以使这个文章更有气势，就是说我从先王那边得到肯定，而司马只是一个人的看法。这也是借力的一种表现。
师：说得很好，崔行骥同学在作业中也提到了“王安石论述有重大的漏洞，但这也是他语言艺术的体现”，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你还有要说的吗？
崔行骥：我比较赞同赵周麟的看法，我想再补充几点，这个跟《六国论》很相似，一定要去明晰写作目的，这个文章根本就不是给我们看，是给司马光看，对不对？
师：我有个问题，标题中的“谏议”是什么意思？
崔行骥：就是进谏的意见。
师：是吗？
其他同学补充：谏议大夫，是官职名。
师：对，如果是私下写信，为什么要带上他的官职呢？说明了具有一定的公开性。
崔行骥：我的意思说不是给一千年以后人看的。江瑜想说的是这个方法论是否以前存在过，但我觉得这是很显然的，因为任何一个做法都可以解释成一种抽象化方法论。我觉得去寻找王安石文章中逻辑漏洞是非常困难的，你找到所谓的漏洞都是你自己认为的。
师：孙老师刚才说到作者已死的观念，也就是说文章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解读的。
崔行骥：但除了读者中心论，还有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只是给出一种可能，不代表我一定要接受这种解读。
邹政宏：我觉得崔行骥想法实在太过偏激了，尽管我和崔行骥是一个立场的，但是他说这话我非常的不认同。“举先王之政”没多少讨论的必要，即便这个政策存在且正确，也不代表符合当下国情，可能放在之前它确实是非常好的政策。你不能因为先王干过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来干，你也不能说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至于有没有先王，我觉得是另当别论了，即使现代人写的论点论据，也不一定是有历史原型的。当然我也没有读过前面这段历史，无法判断这件事情。但用这种论据去压司马光一头的话，即便现代人觉得不太合理，但无可否认这很有效。另外，我要批判一下崔行骥。他说名家的逻辑漏洞少，很难找到。但我觉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我们发现文章是有漏洞并且有理有据地指出，那么这个漏洞就是真实存在的。可能这个文章论点论据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但把它放在一个宏观层面，就是它的漏洞，是不可以被回避的。如果我们发现名家名篇的逻辑有谬误，也要去勇敢承认它，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王晟瑄：我支持崔行骥的观点，讨论“先王之政”这个问题，意义不大。因为司马光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守旧派和改革派是两个极端，写文章都是为了打击对方，司马光既然有砸缸的智慧，就一定会精心设计问题让对方无法回答。此时王安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回答司马光提出的问题，他的目的是给统治者，给百姓一个完美的答案。如果王安石达到这个目，就不应该去逐个回答原有问题，而只是用恰当的语言艺术感染他们，吸引他们跳出现在思维怪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一直在死抠文章中的每一个字眼，就不太合适了。我们应该从文章整体、从背景、从历史角度来看。
司徒一凡：刚刚王晟瑄同学已经把角度拉大了一层，我建议再把角度拉大一层，我觉得看问题一定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现在大家太入乎其内了，所以我给一个出乎其外的视角。如果你把视角拉大，他们其实只是新党和旧党之争，两方肯定都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处。所以我认为他们俩文章的性质是相同的，他们并不是在劝谏对方，而是在攻击对方。《与王介甫书》写得非常的犀利，比如“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王之道，违天下人之心”，这样的话就根本不是在劝解他，不是想让他改，只是在攻击他。《与王介甫书》逻辑错误也不少，两篇文章都有漏洞，单单讨论谁的逻辑有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把视角拉大，看到全局，思考各自的目的。
乞铭泽：司徒同学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王安石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实际上是为了政党服务的，王安石将自己的观点与先王的政策结合起来，那么司马光就没法从政策的正确性上来攻击王安石，只能从实施角度反驳。因为攻击政策的正确性，就是相当于攻击先王跟现在皇帝的正确性。其实这时王安石已经站在了胜利面上。
孙周霖：《答司马谏议书》是公开的，有了这个前提，就说明肯定不是为司马光而作的，是给上层来看的，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推行了，他只需要维护变法的实行，而不是与司马光去争论，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只是给上面来看，而不是所谓的跟他去吵什么。
师：我听懂了你的观点，大家认同吗？
同学纷纷表示反对。
乞铭泽：我们要考虑历史背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有这个大历史背景在，王安石还是写给所有旧党成员的。
只要仔细梳理一下同学们的争论，可以发现：
一方同学强调论证的逻辑过程。拿“先王”“人主”说话需要提供更确凿的事实，并能依此展开逻辑推理。并且强调了王安石举先王之例的根本点在于证明自己的变法可行性而不是主观目的性，这是思维严密的表现。
一方同学强调语境运用规则。认为王安石此时此地，只是为了针对司马光原信对自己的指责而作出的回应，这一回应只要表达自己的做事规则，进而形成一定的语势就够了；再具体化或作拓展则为累赘。
双方在不断的争辩中对文本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深刻，思维在不断跃升。由局部论据、逻辑之争，延伸到两个文本关系的辨析，进而上升到两个文本的根本目的之辩，这一思维进程随着争辩的推进越来越鲜明。这一思维进程并不是教师备课时铺设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学生的思维在不断的碰撞中渐趋凝结成的。
这是我判断这是一节好课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双方的解读都有道理，要从这个文本特殊性分析，持语境原则更有必要。因为，这是一封回信，读此文，不能不读司马光的来信，不能不关注王安石与司马光当时的关系背景。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千多字，王安石只回了三百来字。用三百来字的篇幅来回应司马光三千字的论述，显然，很多地方只能直接用结论、观点来摆明自己的立场。课后司徒一凡同学又与实习老师作了进一步沟通，他用四个字来概括王安石的文章：居高临下。
我觉得十分精当。
由读字词句，慢慢地解读文章背后的目的；由读文本内的论述过程，提升到解读双方的论证策略；正像一凡同学所说，“再把解读拉大一层”，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我希望的正是学生拥有这种感觉！
如果有人听课，可能会觉得这是一节非常散乱的课。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教师的“无为”，有时恰恰是学生“有为”的前提！越出了教师预期的课才是好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