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立国70年后,出现了这样一帮士大夫:他们举着道德的大旗,直接向皇帝和宰相们叫板,一个人被惩罚了,剩下的人也如飞蛾投火般,要求一起受罚……有趣的是,这帮人不仅没有被迫害,彻底驱逐出官场,反而一个个得到了重用,最后都成了千古流芳的名士。

        他们,就是成熟科举制度下诞生的、不受老关系网羁绊的、出身寒门长而有志的新一代,最主要的,他们是把儒家政治理想成功带进大宋朝堂并进行实践的新一代。

       罗胖子说:公元103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波澜的年份。
       依旧是两件事情,都很大。
       第一件事是“辞旧迎新”。辞世的是丁谓丁大聪明。他的离世,代表着真宗一朝的那些名臣,像王旦、寇准、曹利用、丁谓、王钦若等等,算是凋谢殆尽了,一个时代彻底落幕。
       新生的是苏轼东坡先生,传说那一年眉州山野草木皆凋零,似乎预示着他将来的极不平凡。苏轼这名字,是他爹苏洵给取的,真可谓是用心良苦:我的儿啊,为父给你起这个“轼”(车扶手的意思)字,似乎有点让你在这世上可有可无的意思。然而,天下哪有不带“轼”的车啊!我真正担心的,是你不懂得隐藏锋芒……

        我正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罗胖子却把话锋一转:他们都不是这期《文明之旅》的重点,重点是第二件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景祐党争”。
        党争的表面起因就不简单:以范仲淹为代表的11世纪00后们,开始整顿大宋朝堂了,就跟21世纪的00后整顿职场一样(当然了,这会儿范仲淹也已经 49 岁了,已近知天命之年)。
        深层原因却是,此时正是大宋士大夫的新旧交替期,就是丁谓、王钦若那一代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生代的范仲淹、欧阳修与中生代的吕夷简、晏殊之间,爆发的一场代沟间的隔阂之争。
        两伙人争论的内容,倒也不是什么天下大计,而是道德问题,就是今天我说你道德不行,明天你说我道德不行,争来争去是一场口水战。
        说穿了,这场我们看起来有些“吃饱了撑的”的无聊嘴仗,其实是两代官员之间,因为互相看不惯而引发的一场激烈摩擦。

        吕、晏代表的,是大宋朝的第三代士大夫群体。
        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都是“好孩子”,也就是被老一辈看中,一步步刻意培养起来的好孩子。
        他们走过了基本相同的漫长人生路:学习好,尊敬长辈,少年老成,从小就隐隐有“宰辅气象”。看一眼就知道前途远大,年轻的时候就被长辈看中,然后一路扶持和栽培。这些人成长为朝廷栋梁之后,执政的风格也是偏向沉稳持重的。
        一句话:世上还真有如此厚重之人。而且还是一群人。

         第四代的士大夫们,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一般都出生在11世纪,属于00后。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穷家小户出来的“苦孩子”,都有着类似于“划粥断齑”的苦读经历;都没有原生的上层社会关系网,对于朝廷中的那些盘根错节、互相之间的人情往还,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不怕犯了忌讳;都很难和老一辈人形成那种师徒父子的感情和传帮带的关系,老一辈人觉得他们都是刺儿头。

看起来是口水大战,实则是理念之争
        最为相同的,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在那些朝廷大佬编织的庞大关系网里,大佬们在意的那些人情世故和潜规则,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只根据自己内心的朴素的道德直觉来做事。
        遇到这样一群油盐不进的年轻后生,前辈们绕着走都还来不及,又怎么会大加栽培和提携呢?
       他们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特别特别的抱团。因为背景相同,经历相同,遭遇也相同,因而很团结,能够共同进退。     
        尤其是他们有一个好带头大哥——范仲淹。他不止是年轻气盛,还有着不畏强权、专门跟大人物去较劲的勇气。

        除了代际冲突,还有更复杂的大背景。
        首先是大宋朝到了这个时候,阶层上升的机会越来越集中,朝廷几乎垄断了所有的上升机会:想要出头,只有到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先当个小官,再慢慢往上熬。
        底层的年轻士大夫们觉得上升之路越来越难,难免会将一腔愤怒发泄出来,首要目标就是当权的老一代;就因为你们挡着路,才让我们晋身无门。

       另一个大背景,就是真宗皇帝开始推行的“台谏合一”制度,字面意思就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功能越来越一致。
       皇帝为了搞平衡,所任命的台谏官,都是些年轻气盛的、地位比较低的官员,他们有闯劲儿,又没有太多顾忌,敢和大佬们硬刚。
        再加上,这是一批有着圣贤人格和内心的道德勇气的、品行远超过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天选之才,好巧不巧的,还让他们凑到一块了。

       因为都是文化人,双方都避免当面吵架,反而是到皇帝面前互相口诛笔伐,冲突的烈度并不算高。但是,两伙人的口水都喷到皇帝一个人脸上了。
       结果就是,仁宗皇帝一个人承受了所有的口水,他来了个各打五十大板:先是把范仲淹贬出了京城。第二年,又把吕夷简赶到地方上任职。
        这场党争,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个势均力敌,也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下面几段,是我从头条号上、浏览器上、deepseek上搜集整理的评论,稍加修改,就充作我的个人感悟了。
         1、盘点这批新生代士大夫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们没有上一代人身上的儒家理想主义,他们更在意内心的道德力量能不能付诸实践,如何能由内而外,从言到行,从天道到行动,从儒术到政治,一通百通地实行下去。
         2、具体到范仲淹个人,他主张”以人为本”,强调道德与政治的结合,倡导为黎民百姓服务。这样的理想,使他赢得了普通百姓的支持,但也让他在大宋版的权力游戏中,友谊与背叛总是如影随形,让他倍感困惑与无奈。庆幸的是,范仲淹的每一次被贬,都能换来更高一级的重用,说明他不但有治世之心,更有治世之能。
        3、大宋朝的这场党争,不仅仅是个人政见之争,更是两种执政理念的激烈碰撞,或者说是两个派系对国家未来的不同设想:一个以维护传统利益为重,另一个则希望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
        4、你有没有发现,范仲淹的处境与当下环境颇有相似之处:许多政策的实施,往往遭遇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引发了一轮轮的酝酿、碰撞、胶着、妥协、再酝酿……
         5、从范仲淹的故事中,我们悟出一些道理:面对挑战与阻力,坚持信念的重要性、适时的妥协与引导,都是不可或缺的;再崇高的理想,也要回到现实中,一步一步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