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饭吃掉前线三个月的子弹钱”，这消息传到南洋，陈嘉庚当场把筷子拍在桌上——这顿饭他请，但心凉了半截。
三天后，他悄悄把随身的西装换成布衣，搭一辆运盐的卡车，溜出重庆。关卡士兵搜身，只翻出半包压扁的“南洋”烟，骂骂咧咧放行。没人想到，这个连皮鞋都磨掉跟的老头，口袋里揣着全东南亚华侨的血汗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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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欢迎仪式是啥？土坡上一张褪色的“欢迎陈嘉庚先生”红纸，风一吹就卷角。毛泽东伸手，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炭灰——前一天晚上，他刚给抗大学员劈完过冬柴。窑洞里的“国宴”上桌：炒豆角、炖鸡壳，鸡还是借的，老乡死活不肯收钱，只说“以后还我一只下蛋的就行”。陈嘉庚夹了块鸡皮，嚼得满嘴土腥味，却忽然想起重庆那盘200银元的乳鸽，鸽腿骨细得能戳破纸窗，一口下去，像啃的是前线伤兵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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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刺激他的是夜里的“灯火管制”。整个延安城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唯独山沟里的抗大教室亮得刺眼——没有灯油，学生把松枝绑成火把，照着沙盘推演武汉保卫战。火星子噼啪溅到棉衣上，烧出小洞，没人拍，没人躲，只听见笔尖沙沙响。那一刻，陈嘉庚把脸埋进手掌，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原来光可以这么省，也可以这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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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洋前，他把随身携带的怀表当了，换了三百支铅笔，塞给鲁艺的学生。表盖上刻着“Time will tell”，他笑：“不用告诉了，我已经看见。”后来华侨捐的药品箱里，总夹着一张小纸条——“别买重庆的香槟，买延安的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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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陈嘉庚站在民主人士第三排，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旁边有人递给他崭新的呢子外套，他摇头：“穿新的，我怕那群娃娃认不出我。”礼炮响完，他低头抠了抠袖口线头，嘀咕一句：“这衣服再撑三年，集美学校的娃就能穿上新校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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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厦门集美学村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新生入学第一课，不去礼堂，去食堂。大师傅端出那道“传世名菜”——清水煮白菜，漂两片鸡油。孩子们皱鼻子，带队老师只说一句：“吃清淡点，脑子才记得住为什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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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算过，陈嘉庚一生给中国教育砸下去的钱，折成黄金能再盖一座故宫。可临终前，他枕头下压着一张延安土纸，上面歪歪扭扭写着：“鸡还了，下蛋了，蛋又孵了小鸡。”字迹是借鸡那老乡托人带来的。护工想扔了，老人死死攥住：“留…着…蛋能生鸡，娃能读书，国家…就能…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