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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小说与剧本充满了幽默感。他小说中的人物如老张、赵子曰、马裤先生、毛博士、大赤包、冠晓荷、多甫大姐夫等，他们幽默滑稽的形象令读者生笑不止。

如赵子曰嫌妻子是小脚女人，盼她早死，便向阎罗王祷告：“敬求速遣追魂小鬼将贱内召回，以便小子得与新式美人享受恋爱的甜美！阎君万岁！阿门！”这段祷告词半文半白，半土半洋。既是向阎君祷告，偏又使用基督教祷告的结束语“阿门”，弄得不三不四，读之令人喷饭，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赵氏的性格。

再如，那位信奉“钱本位”哲学的老张，有次外出讨债，碰上洋牧师张罗着为粥厂募捐。老张碍于面子，忍痛捐了五毛钱。他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亏，一出门，就掏出了小账本写上一句：“十一月九日，老张一个人的国耻纪念日。”自己被洋人诈去五毛钱，就称之为“国耻纪念日”，这本属无稽；而“国耻纪念日”，偏偏又是“老张一个人的”，便更显得荒唐。

这些幽默的例子在老舍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老舍不仅创作的小说与剧本里充满了幽默感，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是妙趣横生。老舍“自幼便是穷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全靠自学成才。他从英国回来，在济南一所大学任教，并继续写小说，生活逐渐安定。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时，有位教授常到他家做客聊天。老舍喜欢在茶余饭后说些小笑话，总能逗朋友们笑得前仰后合。一日，这位教授只顾哈哈大笑，竟误把盐当成白糖放进咖啡里，发觉后又不愿倒掉，只得在咖啡中再放一次糖，于是好端端的一杯咖啡因老舍的幽默变成一杯怪味咖啡了。

1930年底，老舍辞去英国伦敦大学讲师回国后，一直寄住在朋友家。北京当时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笑社”慕老舍先生名，特派陈逸飞前去拜访，欲聘老舍先生为“笑王”，没有见到本人，便留下一函。第二天，陈逸飞居然收到了老舍的“辞王启”，非常幽默：“逸飞先生，您来，正赶上我大睡其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去叫我一声，我还能抱着不醒主义吗？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抬大轿。其不王亦明也。”

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老舍去演讲，大礼堂中座无虚席。老舍经陆校长向与会者简单介绍后，慢条斯理地说：“想当初，我也投考过燕大，可是名落孙山，没有被录取。也许那时各位教授还没有发现我的天才吧！”这几句开场白，惹得在场师生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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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在大家提议下，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了一起。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作家。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即谢冰莹，现代女作家。成舍我是著名报人。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1934年，老舍在半月刊《论语》上为自己的作品写广告：“《牛天赐传》是本小说，正在《论语》登载。《老舍幽默诗文集》不是本小说，什么也不是。《赶集》是本短篇小说，并不去赶集。《猫城记》是本小说，没有真事。《离婚》是本小说，不提倡离婚。《小坡的生活》是本童话，又不太像童话。《二马》又是本小说，而且没有马。《赵子曰》也是本小说。《老张的哲学》是本小说，不是哲学。”

抗战时期，老舍曾亲自上台表演相声，且颇有专业水准。在武汉时，他把脸涂白，把头发梳成“朝天锥”，把衣领塞起来，曾与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山药蛋”（富少舫）上台演过双簧；在重庆和相声演员“小地梨”（欧少久）演过相声；在重庆他还分别和作家老白、梁实秋演过相声。在一次演出时，老舍按照老相声的章法用扇子骨打捧哏梁实秋的前额，梁实秋躲闪不及，打落了眼镜。梁实秋忙伸出两臂，正好接住，在空中托住不动，做亮相状，观众以为是一种“绝活”，没看过瘾，大喊：“再来一个！”

《青年界》总编辑赵景深写信向老舍催稿，在信笺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并用红笔圈起来，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老赵被围，速发救兵！”老舍接到信一看，就在他的信上画了一杆枪，直刺红圈，也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元帅休慌，末将来也！”在寄稿的同时，附了一封带有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

老舍的朋友不只有知识分子，也有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等。老舍与穷苦人来往，和他们坐茶馆，聊天；他们娶媳生娃，老舍也去贺喜。他从未觉得高人一等，把自己看成与他们一样，都是小人物。1946年他和曹禺同去美国，签名单上的名字写得很小，他说，大人物写大字，我这小人物只能写小字。

1958年的一天，楼适夷去看望老舍，问他最近写些什么。出身满族正红旗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老舍在《谈幽默》中说：“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堂吉诃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老舍一方面“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但另一方面，他深知悲观的好处在于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我的悲观还没到想自杀的程度，不能不找点事做。有朝一日非死不可呢，那就只好死喽，我有什么法儿呢？”

“文化大革命”中，老舍投身于太平湖，是他人生最后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