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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文章已经讲到隋唐时的岭南，即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还居住着大量俚僚人民。

庞大的人口基数摆在那里，作假不了。

语言也如是，在岭南，当然会以古粤语为主要交流语言了。当时存在的中原雅言或者说中原雅言的方言，也只能以方言岛的形式呈现，比如在南迁中原汉人聚居地。而且，这些南迁中原汉人，也有可能对内讲中原雅言或中原雅言的方言，对外讲古粤语。

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初入岭南的中原人对该地主要有以下三种认知：

一是烟瘴之地，充满未知与恐惧；

二是地处僻远，与中原相对隔绝；

三是民风彪悍，风俗习惯异于中原。

其中涉及广州的史料有《宋书‧夷蛮传》《南齐书‧州郡志》《南州异物志》《太平寰宇记》等等。

之前曾推出过文章介绍过宋代岭南的风俗：【鲜为人知的史料：北宋及之前，岭南仍充满“妇人为市”等百越习… – 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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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略举几例，其中内容会和上指文章有多少重复，请相互参阅。

俚僚“种类繁炽”

《宋书‧夷蛮传》：“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

《南齐书‧州郡志》谓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栖居山险，不肯宾服。”又称越州（原合浦郡北境）“夷、僚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宋齐之世，广州境内之俚、僚仍多未“宾服”，仍属“化外之民”。

据《唐故岭南节度使李从易墓志》载：“番禺，故南越之地也，幅员五岭，节制百夷，犷俗难柔，贪泉在侧。”

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关于唐宋时期岭南土著分布区域、迁徙、生产生活习俗，也有相关记载：

广州，其州风俗“五岭之南，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仇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循州，即惠州、河源一带，那时候也仍然是以百越为多：其州风俗“织竹为布，人多蛮僚，妇人为市，男子坐家。”如果有人拿这个史料张冠李戴套在后来迁入的客家人的头上，那么，请不要双标，请继续糊涂下去：难道如今的广州等地也是“人杂夷僚，不知教义”？

窦州，即茂名、信宜等地，其州境风俗，“谷熟时，里闬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装，椎髻徒跣，聚会作歌；悉以高栏为居，号曰’干阑’”。

康州，即肇庆、德庆一带，其风俗与泷州（今罗定）相同，“并夷僚相杂”，风俗“栅居，实惟俚之氓落焉”。

雷州，其州风俗“地滨边海，人惟夷僚，多居栅，以避时郁”。

梧州，其州风俗“南越至新宁县多俚僚，善为犀渠。”

邕州（今南宁），其州风俗“……俚僚有四色，语各别，译而方通也。”在邕州所羁縻的“卓牌州”中，“其州百姓悉是雕题、凿齿、画面、文身，并有赤裩、生僚……相杂”。

钦州，其州风俗“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

陆州（今防城港一带），“皆蛮僚、乌浒诸夷所居”。

交州（今越南北部一带），其州风俗“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土人待婚族好客，必先进槟榔”。其州所领武平县南岭有大蛇，“僚人啖之其膏胆，治百病”。

还有，越州（今北流一带）风俗“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儋州夷人“尚文身，富豪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贱”。

南方越人还“噉蛇、鼠之肉”。清闽叙《粤述》：百粤诸蛮 ，丑类至繁 ，然大要不出猛、猹两种，……射生食动，凡虫豸皆生啖之。

据张鷟《朝野佥载》卷二记载：“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饲之以蜜，钉之筵上，嗫嗫而行。以箸挟取，咬之，唧唧作声，故曰蜜唧。”

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岭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鳝，食草螽，易其名曰茅虾，鼠曰家鹿，曲鳝曰土笋。”“鼠脯，顺德佳品也。鼠生田野中，大者重一二斤，……大者炙为脯以待客。筵中无此，以为不敬。”

又喜嚼槟榔，久食令人齿黑，故南中有“雕题、黑齿之俗”。

百越的“鼻饮”习俗还普遍存在

而且，那时候，百越的“鼻饮”习俗还普遍存在。比如，姚州（今云南姚安县一带）风俗“民能鼻饮水”；乌浒夷，“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容州（今广西容县一带）“夷多夏少，鼻饮”；钦州“俚人……水从鼻饮之也”。

唐代，刘恂《岭表录异》也有记录：“交趾之人，重不乃羹……羹中有嘴，银勺，可受一升。即揖让，多自主人先举，即满斟一勺，内嘴入鼻，仰首徐倾之饮尽。传杓如酒巡行之。吃羹了，然后续以诸馔，谓之不乃会。”这意思是，在交趾，主人做好了肉汤，为了表示敬意，先盛一勺，把勺嘴对准鼻腔，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宾主依次传递，开怀畅饮。看看，古粤人连汤都用鼻饮。

宋代，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相当于广西最高行政长官兼桂林市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介绍过鼻饮：“鼻饮杯。南人习鼻饮，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亦如此。记之，以发览者一胡卢也。”

曾任广西钦州教授、桂林县尉等职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里也提到：“邕州溪峒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甁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饮时必口噍鱼鲊一片，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旣饮必噫气，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止可饮水，谓饮酒者，非也。谓以手掬水吸饮，亦非也。史称越人相习以鼻饮，得非此乎？”

《后汉书·南蛮传》：“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

汉代《孔丛子》：“夫吴越之俗，男女无别同川而浴。”

郭子章《黔记》：“溽暑男女常浴于川”。

杜佑《通典·岭南序略》：“极南之人，雕题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

唐代李淳风《感应经》：“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

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邕溪峒则男女群浴于川。”

钱古训《百夷传》：“男女浴于河，虽翁妇叔嫂，相向无耻。”

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粤西（指现在的广西）妇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男女时亦相杂，浴时或触其私不忌，惟触其乳则怒。”到了清代，有人看到肇庆到梧州一带“有蛮夷之习”（《岭南杂记》），仍有妇人入水沐浴，并称这些都是山居者，中土人不会下江洗澡。宋代朱彧（yù）记载了广州的一个现象，妇人十之八九都“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萍洲可谈》）。”广州妇人因炎热而穿短袖，在中原人眼里也是比较奇异的事情。

百越的“父子同川而浴”，在现代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在讲究长幼尊卑，男女有别的古代中原文化圈看来，就是大逆不道、没有耻感了。因为早在先秦《礼记》就有洗澡时男女“不敢共湢浴” 之规，所以，《汉书·贾捐之传》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三国志·薛综传》亦称：“（交州）山川长远，习俗不齐，……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

据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记载，到了清代，还有人看到肇庆到梧州一带“有蛮夷之习”，仍有妇人入水沐浴，并称这些都是山居者，中土人不会下江洗澡。

原文如下：自肇至梧，路届粤西，即有蛮夷之习。妇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不避客舟。男女时亦相杂，古所谓男女同浴于川也，然大约猺獞山居者尔尔。若中土人籍彼地者，其妇女则否。浴时或触其私不忌，唯触其乳则怒相击杀，以为此乃妇道所分，故极重之。

宋代朱彧（yù）也记载了广州的一个现象，妇人十之八九都“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萍洲可谈》）。”在中原人眼里，广州妇人因炎热而穿短袖，也是比较奇异的事情。

实际上，男女同浴的风俗，在现代越南仍有此遗风；云南傈僳族也有“男女共池而浴”这一习俗。

清代汪森《粤西丛载》卷十八《蛮习》还有这样的记载∶

梧州士民，惟知力穑，罔事艺作。已俗尚师巫，市多妇女，椎髻跣足，籴谷卖薪。婚姻多用槟榔，男女不行醮礼，兄弟反称姊妹，叔侄每唤公孙。男多出赘，称曰嫁，而有其妇翁之产；女招婿，称曰娶，而以己产与之。甚至男更姓以从女，或于男姓复加女姓，永不归宗。女既受聘，改而他适，亦恬不为意。

还有纹身。越州风俗“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儋州夷人“尚文身，富豪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贱”；哀牢种人“皆画其身，象龙文”。这些纹身的习俗代代传袭，成为南方越人特有文化之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一文认为：

梧州与广东西江地区以至珠江三角洲属同一方言文化区，近世珠江三角洲保留了许多混杂的土著文化传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说，尽管黄佐一类士大夫一再强调宋代以后“声教日洽”，“俗渐追古”，“衣冠礼乐，无异中州”。但实际上，只有那些“良家妇女”（士大夫眼中的“良家”，所指的无疑只是“礼范整肃”，严格遵守儒家礼教的家庭），才会有“妇女不出闺门，翁妇叔嫂非令节未尝一见”的礼教规范。而在民间，甚至到明清以后乃至近代，珠江三角洲一带仍然保留着很浓的地方传统。尤其是在与女性有关的习俗上，土著文化的传统保留甚多。

这说明即使是珠三角，仍然有不少汉化的越人，否则何必保留这么多百越土著文化传统？

以上是风俗方面的记载。那么，语言呢？其实，这方面也不难理解和分析了，既然居民主要是百越俚僚，他们讲的当然是古粤语了，只不过古粤语作为相对独立的语系，内部也有自己的方言或次方言。

也许有些人还嘴硬，还坚持说粤语或粤方言是唐宋古汉语“活化石”，那么，我们继续让史料张嘴说话，用事实来证明吧。

关于唐宋古粤语的具体史料和分析，详见下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