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蒋介石的评价，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变化很大。一部分人将他视为“拯救民族危亡、完成大一统”的“完美领袖”，是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者；另一部分人则毫不留情地痛斥他是顽固守旧的“封建军阀”，旧时代残余势力的代表。
实际上，西方世界对他的评价也同样两极分化。
一部分人称赞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冷战格局下“自由世界”的坚实盟友；另一部分则认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个“老式的儒家信徒”，残忍的独裁者。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会承认一个事实——这个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东西”的。
原因很简单，自从孙中山在1925年春去世后，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会成为继承其政治遗产、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人。
《时代》1936年11月9日封面中的蒋介石
即便青年时代的蒋介石，可以凭借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初露锋芒，但在元老林立、派系错综的国民党内部，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后起之秀”。
论资历，他远不及“根正苗红”、风度翩翩、口才出众、一度被孙中山钦点为接班人的汪精卫；论威望，他也比不上沉稳老练、长期坐镇广东、深得各界人士敬重的胡汉民；论与孙中山的私人情谊，他难以与左派领袖廖仲恺相提并论。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蒋介石能够在国民党的“一众精英”中拔得头筹？今天简单和大家聊聊这件事。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要员合影
1）有忠实于自己的枪杆子
在孙中山的时代，军事在国民运动当中，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按照他的排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
然而，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这个排序被彻底颠倒了过来。
在十年的南京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所领导的军队成为了政府的统治部门，这也是他能够成为政权中凌驾于一切的根本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蒋介石政治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在1923年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资料显示，他亲自督导了成千上万名学员的训练——仅在1924至1926年的最初四期，就有约5000名学生毕业。
通过日常教学和纪律管理，他与许多学生之间建立了牢固的师生纽带，这种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这些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骨干军官。他们领导的部队，通常比地方军更训练有素、装备也更精良。
老照片中的蒋介石与孙中山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黄埔军官为核心的中央军——也可以称为“党军”，逐渐成为了效忠于蒋介石个人的重要力量，并在后续的政治运作中成为了巩固权力、应对政敌的可靠保障。
比如在1927年8月，蒋介石曾因党内压力被迫下野，但得益于黄埔系军官们的鼎力支持，他依然能够掌控军队的动向。可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点头，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几乎无法有效继续完成北伐的洪业。
同年12月，以何应钦为首的18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名致电中央特别委员会，要求重新任命蒋介石为最高军事指挥官。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所积累的军事人脉和资源，已成为他政治生命不可或缺的支撑。
借助军队的支持以及政治盟友和金融资本的协助，蒋介石最终迫使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集体辞职。
1928年1月，他成功恢复了在党、政、军系统中的领导地位。
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期的蒋介石
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蒋介石从1928年开始，主动聘请马克斯·鲍尔上校等人担任军事顾问，为他的军队提供系统的军事训练和战术知识——哪怕官兵的战术、后勤和管理技能等方面，按照西方的标准依然是过时的——但结合他们的忠诚度，这支军队依然比地方军更具战斗力，政治上也更可靠。
九一八事变后，被软禁的胡汉民返回广州。在这里，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几乎寄托在了粤系军阀陈济棠的身上。
不过话说回来，陈济棠尽管对胡汉民尊重有加，主要是因为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还是党内一流的理论家，能给自己的“准独立政权”披上一层合法的色彩。这就意味着，胡汉民既不能将自己把意志强加给陈济棠，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广州的政策。
实际上，就连蒋介石本人也在1940年对埃德加·斯诺表示，“我到哪里，政府、内阁、抵抗（日本）的中心就到哪里”。
从左至右：蒋介石、王宠惠、胡汉民、伍朝枢
2）掌握了优越的财政资源
北伐战争期间，一些人建议蒋介石绕过重兵防守的上海，直接北上进攻华北。
原因很简单，上海最终将会不攻自破。不过，蒋介石与1913年后的孙中山看法一致，都将这座长江入海口的繁华都市视为必须夺取的战略要地。
资料显示，在1912—1922年间，蒋介石在上海生活多年，与当地金融界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清楚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掌控上海的税收收入，价值甚至超过指挥几个师。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与青帮——这个掌控上海底层社会的秘密组织——的头目们往来频繁。这些关系网为他后来在上海筹措军费、巩固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老照片中的上海大厦
当然，发掘上海的财政资源是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
老实说，这并不困难，因为在1927年春天，上海的资本家们已经被日益逼近的共产主义运动吓得惊慌失措。
他们联合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遏制过激的革命行为——这正符合蒋介石的心意。
虽然蒋介石早年也曾发表过一些左派言论，但他也同时对共产党的激进主张感到不安。更让他担忧的是，鲍罗廷和左派分子在武汉策划的政治行动，正直接威胁到他的领导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与上海资本家形成了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
截至1927年3月底，上海的资本家们已经同意向他提供300万元的资金支持。作为回报，蒋介石承诺平息上海的工人运动，并从革命阵营中清除共产党势力。
《申报》登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消息
4月12日凌晨，他忠实履行了这笔“交易”的义务，对当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发动了大规模镇压，这便是“四一二事变”。
在这场血腥清洗中，数百甚至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工人被害。资本家们终于如愿以偿，共产党人已不再是上海的威胁。
“四一二事变”不仅展现了蒋介石与资本的结合，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但不可否认的是，蒋介石既巩固了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沉重打击了党内竞争对手，为建立其个人权威铺平了道路。
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更何况，上海的资本家们对蒋介石的“投桃报李”才刚刚开始。4月25日，他们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元的资金支持。不过，这笔巨款似乎远远不能满足蒋介石的需求——当时他每月军费开支高达约2000万元。
于是，蒋介石派人逐家逐户地向商号和工厂“劝捐”，例如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索要50万元，向华商电气公司要求30万元，向先施公司摊派25万元。
一旦有资本家表现出犹豫或推脱时，蒋介石的筹款人员就会采取威胁、敲诈甚至绑架等极端手段。后来，即便是宋子文也在北伐结束后承认，“战争时期，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来筹集资金。”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
1928年7月，张学良公开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至此，南京国民政府至少在名义上完成了版图统一。不久，这种强制筹款的方式也逐渐停止了。当然，上海及周边地区依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资料显示，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十年间，政府税收的近85%来自以上海为中心的贸易和制造业。
同时，政府还大量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而这些公债也主要依靠上海的资本家认购。
凭借对中国最富裕、最现代化城市的财富汲取，蒋介石获得了令其政敌望尘莫及的财政优势。而这种财政上的绝对优势，成为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以及军阀混战中屡占上风的重要保障。
对此，冯玉祥就曾痛心疾首地表示，他无法与蒋介石抗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方享有优厚的薪饷、充足的补给和精良的装备；他甚至富足到了可以直接使用金钱收买对手军队的地步，从而兵不血刃地瓦解敌方势力。
从左至右依次是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3）更擅长操纵派系关系和军阀政治
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很少死心塌地地追随某一种意识形态或固定派别，只要对自身政治前途有利，他就能轻松地与任何派系合作，而不会真正融入或受制于它们。
在1927年底到1928年初，蒋介石主动与左派以及一批元老派——比如张人杰、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或资深政客达成合作。
但到了1928年8月，他又转向与元老派及右派结盟，共同对抗左派势力。而进入1929年3月，他再又联合右派去打压元老派和左派。
就这样，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几乎和国民党内所有主要派系都轮流合作了一遍。
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特别外交委员会，蒋介石与其他委员的合影
更厉害的是，蒋介石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让互相敌对的派系都承认自己的领导地位。
到了30年代中期，党内CC系和蓝衣社之间的矛盾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但两派却都将蒋介石视为最高领袖。
CC系和蓝衣社都瞧不起以官僚和技术专家为主的政学系，可蒋介石最信任的顾问和官员中，偏偏有不少正是政学系的成员。
这种灵活多变、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让蒋介石能够在党内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始终占据主动，既避免被某个派系捆绑，又能利用各派矛盾巩固权力，逐步建立起无人能及的优势地位。
国民党的派系
另外，这种政治操纵技巧，令他处理与地方军阀的关系时，显得游刃有余。
众所周知，各地军阀对蒋介石既嫉妒又不信任，几乎都曾举起过反对他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们，希望其他军阀能和与联合起来；而且，他们还宣称，如果大家能够一致行动，蒋介石一定会被被击垮的。
但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能将对手们分化瓦解，逐个击破。
他比其他任何军阀都更擅长使用“金钱攻势”——通过贿赂诱使对方军队倒戈。倘若无法使用金钱，他就运用欺骗、许愿和恐吓等手段，让地方上的对手暂时支持他，或者至少保持中立，直到他准备好调转头来对付他们。
比如在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通过收买阎锡山部下的方式，瓦解了反蒋联盟的攻势；面对桂系军阀，他采用拉拢一部分、打击一部分的策略，先许诺高官厚禄让部分将领保持中立，等主力部队被消灭后再撕毁承诺。
国民党新军阀与中原大战
正是通过这些精明的政治手腕，蒋介石能够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始终保持优势，最终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当然，这种依靠权术维持的统治基础也埋下了隐患，导致国民党政权始终未能真正凝聚各方力量。
4）尾声：老蒋的局限性
不得不说，在追求和巩固权力方面，蒋介石始终坚定不移。当然，有观点认为，这种对权力的执着，并非完全出于个人野心的满足，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信念——自己肩负着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幸福的重任。
其结果就是，无论局势如何变化，蒋介石都深信自己的动机是无私的，自己的权力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不存在所谓的“忠诚的反对派”——只要反对自己，就是“不忠于国家”。
1935年，南京，蒋介石在军官学校进行演讲
正因如此，在蒋介石看来，任何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反对自己的人，就是在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他经常公开批评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指责他们“刚愎自用”、“投机取巧”，并且缺乏“固有的美德”。
这种强烈的“正义感”，已然成为了蒋介石在面对批评时的一大心理优势。他充满自信，甚至在一些艰难时刻能够坚持己见，推动自己的计划。
然而，这种性格特质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令蒋介石难以接受不同的声音，无法灵活调整策略，最终在1949年遭遇到了彻底失败。
电影《开国大典》中的蒋介石
不过话说回来，蒋介石似乎一直都没有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他自己设立的政治机构以及制定的国家政策，才是统治崩溃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