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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孤岛时期(1937—1941年)，刚刚重建的中共江苏省委及其所属工人运动委员会，基于上海租界内外抗日斗争形势和自身发展需要，从上海产业工人实际出发，本着爱国救亡与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主张，领导潜伏在工厂车间的上海地下党员组建工人团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将工运与抗日救亡相结合，形成一系列工运潮。在此过程中，上海地下党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开展秘密斗争的方针，在生产车间里隐蔽地活动，发展自身的力量，建立群众合法组织，开展合法斗争，在推动上海工人运动发展的同时，壮大了沦陷城市中的抗日救亡力量。探究上海孤岛时期中共领导工运的运作实态，可以进一步丰富关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领导城市地下工作复杂性的认识，充分展现中共的斗争策略及其实际效果。

关键词：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抗日救亡

全面抗战的爆发，令上海产业工人饱受物质与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尽管有着抗日救亡的热情，却难以找到解决自身困境与实现抗日救亡追求的斗争方向。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在面对上海工人群众的呼声时，中共迅速做出行动：中共中央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为重建中共江苏省委，就已派遣刘晓于1937年6月下旬抵达上海，负责组织筹建工作。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领导上海市以及京沪、沪杭两条铁路沿线城市党的地下组织工作，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7】。中共江苏省委在租界“孤岛”成立后，十分重视上海产业工人的问题，成立一个月后，省委就做出决议，要求中共地下党员立刻关注身处失业恐慌和困苦生活中的产业工人和雇员，认为“他们是抗日的主力队伍，是群众的基本队伍”，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到生产部门中去，来建立雄厚的、齐整的抗日主力军”【18】。在这一决定的指导下，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及其所属中共党组织机构领导工运的目标是：团结厂内广大群众参加抗日运动，保护群众生活利益和防止资本家进攻，扩大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以及建立与巩固工厂内的支部组织【19】。基于此，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必须建立能够领导工人运动的党组织体系。

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时，负责引导工人活动的工人工作委员会，共有党员90人，其中隐蔽在产业工人中的党员仅有50人，组织较为松散，潜伏的党员分布在市政、交通、绸厂、邮政、印刷等产业与几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无法胜任领导上海市工人运动的重任，于是中共江苏省委在原工人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了工人运动委员会【20】。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工委”)按照省委“在工厂、作坊……多要发展党的支部，作为领导各部门群众斗争的战斗单位”的指示【21】，尝试将党组织隐匿于租界内外各产业工厂的工人群众中。从纵向组织结构上看，至孤岛时期结束，工委按行业系统建立了下属各产业工作委员会，先后建立了市政交通委员会、印刷委员会、邮局工作委员会、沪西敌纱厂委员会、沪东外商纱厂委员会、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等15个委员会及数个中共独立支部【22】。各委员会与部分重要企业中的工人支部，如自来水厂支部、电气厂支部等，除了与工委保持接触外，互不联系，以秘密形式存在于厂内。从横向工作职能上看，至孤岛时期结束，工委设委员会委员3人，干事2人，区委负责人33人，专职工人教育者21人，宣传工作者8人，秘密交通工作者3人，动员工作者3人，情报工作者3人，他们指导着567名党员在产业车间里的潜伏工作。孤岛时期，工委书记先后由林枫、刘长胜、马纯古、刘宁一担任【23】。至1940年，在工委成立的三年中，中共成功打入了76个重要产业部门【24】。其中，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中共的工作更为灵活安全，且租界内工厂数量远高于日占区工厂数，所以，这些重要产业部门大多数都在租界中。通过在租界内外积极争取几十万上海工人的领导权，工委指导地下党员们成功地掀起一轮又一轮工运风潮，而工运斗争的“激流”既坚定了上海数百万人民参与抗日救亡的决心，又恢复了中共领导斗争活动的信心，工委也因此从1937年成立时拥有90名党员的松散组织发展为在租界沦陷前领导760名党员的重要机构【25】。

在工委领导下，中共的支部成为工厂中的战斗堡垒。孤岛时期，上海地下党潜伏入厂、开展工人运动均带有相应的政治任务。在诸如领导上海工人的统一运动、争取资方的合作、加强工人的阶级教育和民族意识、恢复工人队伍元气等政治任务中【26】，上海地下党最重要且最急迫的政治任务是建立健全党组织，扩大、加强支部【27】。中共江苏省委认为：“上海失陷后，党的任务更重，斗争也日益艰苦，为推翻日寇统治，必须健全和扩大党在上海支部组织，这也是孤岛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中心工作”【28】。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上海地下党的策略是将工人支部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党员和支部密切联系广大工人群众，扎根于群众中，通过隐蔽地组织群众活动，加强在生产部门中、在每一个群众的生活或抗日斗争中发展党员”【29】，也就是在工人生产、日常生活和隐蔽的斗争中建立或扩大党支部。

考察孤岛时期中共在租界内外各产业中建立工人支部的主要途径，如工委直接潜入产业单位发展党员，领导建立党支部；恢复部分产业部门中潜伏人员的联系与党员身份，在活动中重建党支部；广泛利用工人夜校等教育机构开展党的宣传教育与发展党员，在更多产业中建立联系，进而发展中共支部等等，都与中共领导的工运密不可分。以中共上海英汽公司工人支部的重建为例，地下党重点发展工人团体售票员自治会的积极分子，该会由中共领导，工委领导刘宁一等党员常常利用空余时间与他们一起下棋、看报，借机进行抗日救亡与共产主义的宣讲活动，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意识，其中有四位工人积极分子意志坚定，之后被发展为党员，党支部也在该厂得以重建。支部重建后，中共又在支部外围组建了几个工人社团。党组织和外围工人团体的建立，将上海英汽公司工人们的力量凝聚起来，激发了工人们的抗日救国热情【30】。再如，上海公兴铁厂在上海沦陷后由日本人控制，厂内支部的建设极为困难，中共经过反复权衡，找到了突破口。他们找到18岁的年轻党员金荣海，他是一名学徒工，在夜校学习时接受中共的宣传教育，加入了党组织。他在厂中积极活动，凭借个人的组织能力与斗争精神，发动学徒工进行反“剃光头”的集体罢工运动，扩大抗日力量。中共还通过他团结一些厂内活跃分子，在工人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建工人团体、领导车间工友开展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活动，他们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培养了一批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并为中共在日占区慎兴洋行与公兴铁厂的联合支部的创建打下基础【31】。由于上海地下党在支部建设上的积极运作，中共得以在上海许多重要产业部门中组建或重建了支部。

工委所属的支部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市政交通产业(如邮政局、公共汽车工商等产业中)，因为此类产业大多位于租界，是城市的命脉，与全体上海市民的生活与生产事业有密切关系，所以，中共较为重视在此类单位中开展支部建设等政治工作【32】。与此相比，日占区日商纱厂、烟厂等机构由于敌伪势力的严密监视，地下党员的潜伏工作难度大，支部建设也较为困难。一般而言，无论是在租界还是日占区，工厂中的中共支部成立后，会以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与支部成员的职权能力为中心，来制定支部的工运计划，“并通过支部活动加强和培养党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创造党的新的干部”，同时，中共江苏省委要求各支部应以“灵活、单纯而适合战斗为原则，独立战斗，减少事务主义的接头”【33】。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中共在租界内外工厂中建立的党支部隐蔽而灵活地组织工友进行公开、合法的抗争，并团结教育工人积极分子，发展壮大中共组织力量【34】。

此外，根据中共江苏省委“隐蔽精干”的要求，党支部在工厂内的存在，对普通工人群众而言往往是秘密状态的，中共党员常常以工人活跃分子的面貌出现，是车间工友里的核心人物。根据工委统计，1940年，工委领导下的中共党员合计643人，除工委领导3人组与一名负责秘密交通的中共党员外，其余全体党员全部入厂，在76家产业部门中参加生产，在党员的引导下，参与组建工人团体的工人积极分子累计达12488人【35】，这在当时上海的40万工人中，占比虽不大，但是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以当时上海潜伏党员人数最多，工人数量也较多的纺织业纱厂为例，在日占区的日商工厂中，中共充分发挥党员骨干作用，以党员为中心，团结身边工友开展工运斗争，当时日商主要纱厂党员人数最多的同兴纱厂有21人、大康纱厂有16人，其他十余所纱厂均有3-7名党员不等【36】。

在孤岛时期，因为要满足战争的需要，日占区的纱厂对中国工人监控非常严密，地下党员常常要通过重重检查才能进入工厂，数量有限的党员组织车间工人开展斗争的难度极大【37】。即便如此，从表2可见，中共的力量基本上覆盖了日本人所控制的纱厂。例如，同兴纱厂和大康纱厂由于潜伏党员较多，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加上厂内陆下党员斗争手段灵活，因此影响的工人较多。其他日商纱厂内的情况尽管也较为困难，但党员数与影响的工人数的比例也在1∶10左右，体现了中共对工人群众的凝聚力。

除了在日商纱厂外，租界内各家华商纱厂中同样有党员潜伏。他们隐蔽在工人群众中，积极领导工友开展斗争，当时华商主要纱厂党员人数如申新等九厂有党员8人，领导工人50人，其他纱厂也均有党员，各领导数十名工人【38】。

地下党员在租界华商纱厂中指导工人的形式也更为多元，一般以沟通、学习、娱乐、互助为主。实际上，中共在华商工厂开展宣传、教育以及工运活动更为容易一些。但是，中共江苏省委要求上海地下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要以争取为主，慎重对待劳资问题【39】，所以，无论是潜伏的党员人数，还是党员组织领导的工人数，两项数据相较日商纱厂，也并未呈现出太大差异。

综观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地下党建立的党组织体系，其机制健全又精干，工作隐蔽而灵活。纵向上看，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指导下，工人运动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租界内外15个不同产业的工作委员会与数个独立支部，并在其成立后的三年时间内，所属各产业工作委员会又在76家产业单位中相继建立了数十个党支部，累计领导639名中共党员开展潜伏工作，形成了严密的党组织体系。而横向上看，为了保障中共党组织的安全，在工委领导下，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之间与同单位的党员间各司其职，均不建立直接联系。以中共基层党支部为例，工厂里的支部只与上级产业工作委员会联络，而支部成员主要接收支部负责人单线下达的工作指示，除必要的小组会、支部会外，成员间减少事务联系，并且在工运中，支部成员也是各自单线联系若干单位和个人，工作上互不干涉【40】。由此，在地下党“一切斗争与反日斗争密切联系”系统化的思想引导下【41】，参加工运的产业工人们，抗日情绪快速增长，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地下抗日活动。

为了改善工人生活、健全党组织，进而发展工人运动、扩大抗日力量，中共在上海各产业中不断探索工运策略。结合中共江苏省委“面向产业，深入基层”的方针【42】，以及“仅仅注意到租界内的组织工作是非常不够的……深入敌人统治区域”的指示【43】，工人运动委员会认为无论是在日占区、还是租界内的工厂，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接触工人群众，了解厂内情形，找出群众需求【44】。这要求上海地下党在潜伏过程中，加快支部组织建设，锻炼党员个人能力，利用乡缘、业缘等关系，联络感情，扎根车间，在解决工人群众日常生活困难的过程中，寻求各种机会开展宣传教育，以激发工人群众的民族救亡意识和抗日斗志。

了解厂内情形，是厂内工运工作的开端。在错综复杂的工厂环境里，想要获取开展斗争活动所需的信息，中共首先要做到与厂内群众接触，和工人生活在一起，与他们交朋友【45】。工委要求所有地下党员在与工人接触时，都要做到成为他们的知己，能够与他们无所不谈，且在日常谈话中注意几项信息：一是工人的抗日情绪和自发的抗日活动；二是工人的工资和待遇；三是工人对厂方的态度；四是工人中的派别及活动积极分子；五是工人的其他一般社会活动【46】。

按照工委的要求与实际的工作条件，地下党员们分别在日占区的日商、租界内外商和华商三类工厂中与工人进行接触。在日商工厂中，中共开展群众工作是最为艰难的，以沪西日商控制的内外棉一、二厂为例，厂内工人稍有反抗剥削的举动，就会立刻引来血腥镇压。因此，地下党员们的接触策略较为特殊：党员隐藏身份入厂，每人去交10个朋友，平时下了班就到兄弟姐妹家串门，帮忙做家务、洗衣服、剪头发、带孩子，什么活都抢着干，遇上某工友家中有困难，更要热情帮忙解难，当工人把这些热心人视作知心朋友后，自然向其掏心里话。有时由于日商压榨严重，厂内工人连日用品也买不起。面对这一情况，地下党员就提出搞一些经济互助，在小范围工友的互帮互助中，党员们既增进了工友间的团结与友谊，也在敌人监视下获得厂内的不少信息。此外，由于日商工厂往往连几个工人工余时间聚集在一起也是禁止的，在厂内中共想要更进一步接触、串联工人，往往会受到很多限制，对此，地下党员们的策略是：尝试与工友结拜，以“义结金兰”的方式，向厂内知识程度较低而又“讲义气”的工人宣传抗日的道理。而且靠着结拜形式的掩护，党员的潜伏工作更加安全便利，可以同一批进步的工人实现相对稳定而经常的联系【47】。

全面抗战时期，“孤岛”工人结拜兄弟的“金兰同契”（《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在租界外商的工厂中，以法租界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为例，中共对法电工人的接触工作较为顺利，这是因为早在1922年，中共就在厂内开展活动，1926年曾成立了中共法电支部，在法电工人中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后，对法电工人的接触工作主要由潜伏下来的党员在内部进行，主要策略是组建小的秘密团体与参加大的公开社团。前者由厂内机务部的地下党员徐阿梅主导，他在附近的大方饭店专门租下房间，召集厂内积极分子组建秘密的“十弟兄”团体，交流厂内情况，并开展政治教育，后来团体中多人被吸收入党，成为机务部工人骨干；后者是车务部地下党员王中一和周国强筹划，他们的工作方法是，在资方对参与抗日活动的工人采取处罚或开除措施的恶劣环境中，王中一从“合法”活动入手，参加厂内体育俱乐部“公余乒乓会”，以打乒乓球、唱歌、读外文的名义，开展工友间的交流活动，进而了解厂内各单位情况；而周国强则注重在工作与生活中交朋友，其参与的“信义储蓄会”，因为能在工友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提供救助，而成为周国强团结群众、了解厂内动态的阵地【48】。

相比日商和外商的工厂，租界内华商工厂的工人多是文化水平较低、有着朴素爱国情怀的产业工人。中共对他们的接触工作，主要以建立补习学校和职工互助会来打开突破口。以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华成印铁制罐厂为例，地下党员刘燧章观察到厂内工人因上海沦陷而高涨的爱国情绪后，就以新厂房四楼食堂为秘密补习教室，请附近铁华小学几名教师来教工人读书识字，并宣传时事形势和革命斗争故事，使厂内一批工人在扫盲识字的基础上，逐步接受团结与革命的思想，增强参加斗争的决心。同时，刘燧章带领发展的新党员在厂内成立职工互助会，通过经济上相互帮助，吸引厂内更多的青年工人参与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又拉起一批工人参与识字班，指导他们学习政治，出墙报，互相交流，刘燧章也因此充分了解到厂内情况与工人需求【49】。

在完成对租界内外产业工人的接触工作后，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工运活动的下一步工作是宣传教育【50】。中共江苏省委结合孤岛时期上海产业工人的实际情况，要求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利用各种有效宣传，使上海工人群众在抗日救亡和保障生活的号召下团结起来，“使他们对团结的意义有认识，有信心，有热诚，愿意为上述的事情而奋斗”【51】。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共在工作中采取了三种宣传教育途径。

其一，开办补习学校与工人俱乐部是中共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途径。上海沦陷后，中共利用公开合法的名义在租界内创办各种补习学校，这既能接近工人群众，解决青年工人的失学问题，与日伪争夺教育阵地，又能通过办学来发挥宣传作用，阻止绝望、麻木情绪的扩散，鼓舞上海青年工人参与抗日救国的斗争。以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例，该校创办于1937年，位于浦东大厦(今延安东路)，教职员曾达100多人，其与中共的关系十分密切，校内的重要活动，大多由校内党团讨论，并交由中共江苏省委批准。除了正常的文化与职业教育内容外，该校最具特色的是中共主导的各类活动。1938年6月该校举办的为期9个月的“现代知识讲座”，实际是由上海地下党所组织的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青年工人达800余人，训练班向工人群众分析时局，宣传中共的思想、主张，在当时上海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2】。除补习学校外，俱乐部也是中共开展宣传教育的阵地。如前文提及的法电“公余乒乓会”在中共党员王中一的引导下，通过日常活动中的爱国宣传教育，对法电车务部的工人群众施加影响。与此同时，王中一还以“乒乓会”为基础，打入了更大的俱乐部平台“中法校友会”，这一俱乐部不但有来自法电各个部门的职工，还有来自法租界其他产业单位、各洋行以及法租界公董局的职员。王中一利用法电车务部职工代表的身份，积极参加俱乐部举办的歌剧、乒乓球赛、时事报告会等活动，在日常活动交流中巧妙穿插爱国救亡宣传，让原本死气沉沉的校友会迅速活跃起来，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大俱乐部，进而影响了更多的产业工人与职员【53】。

其二，刊物和壁报是中共主要的宣传载体【54】。在上海沦陷后的恶劣斗争环境中，中共广泛创办补习班、俱乐部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创办工人刊物，既可以刊载并交流工人斗争的消息，也能暗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活动，通过信息的流通，让工人群众了解更多外界的消息，在抗日救亡、改善生活的宣传中团结起来。为此，工人运动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工人刊物的编委会，在租界内创办了多种工人刊物。如1937年底，《劳动》工人刊物出版，这是一册三十二开横排本杂志，每周或每旬出一期，内容通俗而新颖。1938年下半年，为隐蔽需要，刊物更名为《朋友》，版面样式也改为十六开横排本，每半月或一月出一期。1939年3月，为避开租界巡捕房的注意，该刊再度更名为《生活通讯》，编排格式变成十六开竖排本。在内容上，这份三次易名的工人刊物，宣传重心是坚定工人抗战必胜的信心，使沦陷于敌后的工人群众忠于民族和国家，把自己的命运和抗战的前途联系起来。例如毛泽东1938年5月完成的《论持久战》，六个月后就经由《朋友》的推广，在上海广大产业工人间传诵。当然，工委的这份刊物除了宣传中共的政治思想与号召爱国救亡外，还大量介绍不同产业、不同性别的工人在日本统治下遭遇的生活困境，并提出多种互帮互助的解决途径，同工人群众站在同一立场上，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55】。事实证明，工委这份刊物的抗日宣传与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效果相当好。如老怡和纱厂许多爱国工人在复工后，一度看不清抗战前途而苦闷彷徨，在阅读到地下党员带来的《劳动》《朋友》后，对抗战前途与持久战有了新的认识，自觉在厂里建立“工人救亡协会”，开展各种激发群众抗日热情的活动【56】。除了由工委直接编写的《劳动》《朋友》外，各业工人团体在中共的领导下也纷纷出版自己的报刊，如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团体商务同人会利用工作优势，自发出版了一年的《简报》，这份报刊每期印数四千至五千份，在工人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57】。与刊物相比，壁报的编撰较为便捷。一个工厂的壁报，就是厂内全体群众的喉舌，能在厂内发挥出教育、组织、领导群众的作用，因此厂方往往对工厂壁报极端抵制。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地下党员为了在工厂中隐蔽身份与组织群众，大多选择争取能公开合法办壁报。其具体方法是：党员在各车间内征求工人群众做编辑与通信员，而以顾问和指导员的名义请工头、领班和厂方负责管理的职员来合作。在壁报内容的编排上，要求通俗易懂，使其能普遍地接近群众，但在政治思想与主张上态度仍应严肃。以邮政工人的首期壁报为例，报头绘有象征邮工的绿色大雁，壁报内容除了开场白的一首现代诗外，内容均为战时感触【58】。

其三，感情联络是中共提升工人对宣传教育内容认可度的更隐蔽且更为有效的手段。开展前两种途径的宣传工作需要相对安全的活动环境，在租界内较为方便，但在日占区工厂的高压管制下，显然难以施行。而工友间的感情联络，更容易“夹带私货”，党员以隐藏身份入厂并与每一个工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后，在日常生活中宣传爱国救亡与革命思想，乃至借助熟人关系对工友进行组织动员。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中共一般会注意与工友的沟通方式。上海地下党的常用方式是：解决工人困难，改善工人生活，广交朋友。以日占区的大康纱厂情况为例，地下党员扎根于群众，利用各种场合加深党群关系，比如当时工人宿舍像鸽子棚，人多房间挤，夏天又闷又热，“蚊子满天飞，臭虫遍地爬”。党员就发动全体舍友一起动手，整顿宿舍管理，搞卫生工作，民主选举舍长，开展生活互助。在团结好舍友后，党员便开始以宿舍为阵地，向周边工友宣传前方将士抗战事迹，激励工友的抗日热情。大康厂内的地下党员除了常规宣传教育外，还处处关心群众。粗纱间工人李某因母亲病逝无力安葬，急得全家抱头痛哭，党员与积极分子就集体凑钱帮助料理后事，这使得李某在此后的活动中格外积极，同时在工人群众中也产生强烈影响，促进党群关系的良性发展，纱厂中每个党员都能团结一批群众【59】，极大推进了厂内宣传教育工作。

上为“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的党刊《真理》，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重新校编印刷，内部发行，下为该书第273页。

当宣传号召受到工友积极拥护时，中共就会将受到党组织影响的厂内群众组织起来，以工人团体的形式集中群众的力量【60】。工作重心转移至组建工人团体后，结合中共江苏省委“积蓄力量，长期埋伏”“有利、有理、有节”等方针【61】，与租界和日占区不同的活动环境，上海地下党在这一过程中摸索出几种工作方法，以建立合适的团体。例如，租界内宣传抗日时，当工人群众处于愤怒激昂的情绪时，就乘机提出组建救国会、义勇队之类的爱国工人团体，当时纺织工人组成的沪西国民战时服务团均是按此类方法组建【62】；在工厂资方克扣工钱、打骂工人群众，引发了群众极端不满，并经过党员宣传，群众感觉需要团结反抗的时候，就向群众提议组织齐心会、弟兄会等团体，比如在租界内英商的上海电车有限公司中，上海地下党在英电工人担心失业的基础上建立了多个互助会、弟兄会、公益会组织；【63】此外，在有利于工人进步和发展的日常识字、娱乐等活动中，党员提出建立团体的建议得到工友广泛赞成时，就立刻根据活动等性质，组建相应的工人团体，如读书会、识字会等。

在团体会员吸收上，中共同样有着相应的标准：会员的吸收，必须根据团体的性质而定。例如，组织武装性质的义勇队，所吸收的队员要求较高，必须性格勇敢，有爱国热忱，同时具备牺牲的决心与强健的体魄，以便能实际参加武装工作。而互助会、储蓄会之类的组织，要求则会宽松很多，厂里凡是赞成维护群众利益的工人，都可以加入会中，比如在杨树浦发电厂，中共正是以这种方式把绕线车间的储蓄会发展到全厂，在日常互助中团结了所有工友，进而在1940年至1942年间能多次领导全厂工人力量开展斗争【64】；而识字、读书及娱乐性质的团体，可以不分党派、堂口，尽量拉入各种工人，用日常的宣传教育来做所有会员的工作【65】。此外，有一类工人是中共江苏省委要求上海地下党尽量去吸收的，他们就是生产车间内的老工人与熟练工人。老工人主要是指在厂内做工很久的工人，他们对厂内各项事务都非常熟悉；而寻求吸收熟练工人，是因为与新工人及非熟练工人相比，他们在生产上的地位更为重要。一方面，老工人与熟练工人在厂内受到的压迫最久，阶级意识更容易被激发，另一方面，他们资格较老，影响较大，是工人群众中的骨干，地下党员如果能与他们取得联络，乃至进一步获得他们的拥护，全厂工人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有可能顺利开展，因此，中共需要多做他们的工作【66】。

至于团体干部的选拔工作，中共在选拔过程中，首先关注候选者与群众的关系是否密切、在群众中是否有威信；其次了解其日常活动的积极性与斗争的坚决与否；然后看个人的活动组织能力；最后审视其政治水平如何。一般而言，他们会推举团体组织中最热心分子、群众中最有信仰的积极分子做团体干部【67】。

在团体组织的规章纪律与组织架构的建立上，中共认为无论哪种性质的团体，都要尽量在其中推广民主精神，用民主的方式发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避免团体内少数人包办一切，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一个团体的活动过程愈民主，选出的领导得到的支持愈广泛，则这个团体愈易巩固，这是因为践行民主精神，能让每个会员对该团体生成归属感，彻底打成一片，会员自然会对该团体积极维护，肯为该团体的工作而奋斗。同时，规章纪律的制定，也是任何团体所不可缺少的，没有合适的规章纪律，团体便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涣散【68】。

在工人群众团体建立后，中共领导厂内群众团体时必然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鱼龙混杂的工人团体中完成自己的政治任务？二是如何对待工厂中已有的群众自发组建的组织与黄色工会？

针对第一个问题，上海地下党摸索出三种应对方法。一是潜伏的党员无论自己身负何种政治任务，在这些团体里工作时，都要注意维护各团体自身的性质，既要支持抗日团体认真做抗日活动、武术团体认真练习武术，读书会认真读书写字提高自身知识程度，也应支持娱乐团体定期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以消除群众的疲劳。如果在读书、娱乐团体里专谈政治问题、不断号召斗争，而忽略其本身的活动，则容易使团体瓦解。二是党员虽然带着政治任务组织这些团体，但工作过程中对群众要求不能太高，也不能因为工作难做而抱着放任的态度，顺其自然。合适的做法是根据在前期接触、宣传过程中对群众的认识、情绪以及活动能力的了解，来决定对该团体的强化教育与提出合适的团体工作，同时党员也要注意，自己提出的意见群众不会马上接受，这时就需要向群众不厌其烦地解释与说服，绝不能强迫群众做事。三是群众团体内已经制定的规章纪律，党员必须带头遵守，服从团体的决议，努力进行共同议定好的工作，在实际行动中冲锋在前，成为工人群众中的模范，这也要求党员必须摒弃自视为特殊人物的心态，如果看不起群众团体中其他人、不服从团体纪律，则会引起群众对中共的厌恶【69】。

针对第二个问题，中共也有灵活的应对。正如前文所述，上海地下党无法打进每一家工厂组织互助会、补习班，租界内外的各业工厂中还有更多的工人群众饱受压迫与欺凌，他们为了对付资本家的剥削，为了避免其他帮派、行会工人的歧视、排挤，为了能在厂内活下去，有时也为了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常常会自发组建的工人团体。这类团体组织有的规模很大，但更多的是小范围的团体，大多是三五人组成的弟兄团，成员关系多以地缘、血缘或义气为纽带，但因为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常常容易被资方、工贼、汉奸利用。对于这类自发的工人团体，中共会去积极地争取，如英汽公司里铜匠们成立的弟兄会中，有些打入的党员甚至成了团体的领导，大大改善了铜匠们的斗争方式【70】。即使在最低限度上，中共也会与这类群众团体建立友好的联系，尽量避免这些团体内的群众遭受工贼、汉奸的欺骗，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打入更多保守的小团体；至于黄色工会，中共认为无论它们的性质是否反动，对待它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其内存在大批的工人群众，他们才是共产党重要的工作对象。党员到黄色工会工作，目的不在瓦解它，而是把它变成为真正抗日的和真正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所以在黄色工会中，不必标新立异提出与其对立的纲领，而是抓住黄色工会纲领中对群众有利的部分，去督促他们实现，并及时揭破混入其中的工贼的阴谋【71】。同时，党员不仅要争取黄色工会的基层群众，而且要尽可能争取团体领导等上层地位，在上层地位的党员掩护下，下层群众的工作才更容易展开【72】。

在接触工人了解到厂内真实情况，宣传教育受到工人广泛认可，组织的工人团体达到一定规模后，面对工厂资方的剥削，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也到了最为重要的斗争阶段。在诸多斗争形式中，罢工是劳资冲突里工人最为尖锐的斗争方式，也是孤岛时期上海地下党选择的常见斗争形式。在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对于租界内爱国华商和同情中国的外商，中共会主动提出劳资合作，共同对外的主张，尽力避免用罢工方式解决劳资纠纷。中共江苏省委曾明文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的局面下，国内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存在，会不得不和工农大众联合，加入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中来【73】。即使万不得已发生了罢工，也会适可而止，避免影响统战工作，暴露党的力量【74】。但在日占区的日商产业与汉奸资本家的产业中，中共则会采取不同的斗争态度：不惜用罢工的方法打击敌人与汉奸，并借此敲打企图向日伪妥协的外商以及民族资本家，使其不敢违背中华民族的利益，进而使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巩固起来。

在领导工人制定罢工目标时，上海地下党贯彻了中共江苏省委“从经济斗争连系到政治斗争，从小的斗争连系到大的斗争”【75】的指示，充分考虑了工人改善生活的诉求。他们常会提出小的、经济的斗争目标，来吸引更多工人群众参与，进而提升工厂内工人群众的凝聚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纵观1940年11月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内爆发的60起罢工，在工人提出的罢工诉求中，“工资增加”“大米补贴”“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常支付”四项内容几乎在每场罢工中都被提及，以改善生活为内容的罢工目标显然更加吸引工人群众，因此，参与这60场罢工的工人高达7120人【76】。

上图为2018年香港蝠池书院出版丛书，内容为全面抗战时期日方对敌后革命活动的调查报告。

中图与下图为1940年11月上海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全部内容在该书的第78-124页。

在罢工活动的实际过程中，做好充分准备、选择恰当的时机，在罢工斗争中至关重要。不成熟罢工与没有胜利把握的罢工极易反遭敌人打击，比如1939年底至1940年初永安公司的罢工斗争，就是中共永安党支部在群众中基础不牢，党员突然被捕的情况下，被迫提前发动，最终被迅速镇压。罢工失败后，所有中共党员与积极分子，连带100多名群众都被清退出厂，损失惨重【77】。因此，大多数罢工斗争开展前，中共一般会考虑五点：一是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二是罢工条件是否在厂内业已成熟，即参与罢工的群众向资方提出的复工要求，是否是厂内绝大多数工人最迫切、最普遍的要求；三是厂中各车间，尤其是主要生产车间的熟练工人和老工人中，是否组建好为集体要求而奋斗的组织；四是党对厂中各群众团体的领导是否坚实；五是党对罢工的一切意见是否反映到群众中去并与群众达成一致【78】。

如果以上五点都已达到，在罢工未发动之前，中共会建立好领导罢工的机关，比如罢工委员会等。这个领导机关通常由厂内各工人团体的集体大会选举出来，目的是在日伪或租界势力统治下，维持好罢工秩序，防止被反动势力破坏。罢工领导机关一般会包括全厂各团体的活动积极分子，其所属的机构常规设立工人纠察队、宣传队、募捐队、交通队、复工条件谈判代表团等单位，尽量让每一个工人都参与其中。而在斗争口号的选取上，常以“劳资合作，共同抗日”等话语为主，部分程度上能缓和华商以及外商对工人的敌视心态【79】。

根据日伪特务部门对1940年上海租界内罢工情况的统计，一般罢工活动顺利的话，进行到3-10天左右，资方就不得不与罢工委员会进行谈判【80】。此时，双方的谈判成为又一个斗争中心，整个斗争活动会形成一边停工或小范围复工，另一边谈判的局面【81】。与资方的谈判，中共认为一定要采取公开的方式，不能进行闭门会议，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资方对个别工人代表的收买，另一方面通过公开透明地为群众争取利益，加强罢工委员会与全体罢工工人的团结【82】。而当谈判一时得不到想要争取的结果时，就必须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工作，以防其坚持不下去放弃罢工；二是注意向同行业的工人寻求帮助，以扩大罢工的声势与影响；三是积极寻求社会的同情与援助，比如租界英商煤气公司工人罢工与英汽公司工人罢工，劳资双方持久僵持时，就会邀请熟悉英美公司的市商会会长虞洽卿出面周旋【83】。通过各种办法，坚持罢工到资方给出令工人满意的答复为止。

如果罢工不幸失败，中共会号召所有参与的群众公开讨论失败的教训，并吸取教训，重新集结群众，准备第二次行动；罢工成功时，则尽可能地举行一场让全体群众参与的庆祝会，在探讨胜利经验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情绪，为下一次需要的斗争做准备。同时，注意筛选、发展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中共支部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打下基础【84】。

综观孤岛时期的1938至1940年间，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租界内外22个产业均兴起了工人运动风潮。沦陷城市工运潮的兴起有力证明：上海地下党以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中枢、以改善工人群众生活为出发点，以扩大工人中党的力量为任务，开展的合法、公开的工运活动，是行之有效的。1937年中共江苏省委重建后，其所属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担负起领导上海产业工人的重任，在3年时间内建立起了中共的基层组织体系。具体来说，工人运动委员会从下属15个产业工作委员会及数个独立支部，发展到76个产业部门，在各工厂潜伏了数十个党支部与639名党员。不断壮大的地下党组织，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系统性地隐蔽在车间、码头中，并通过集中统一的领导，进行着日常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从显性层面看，除了“小的、经济的”工运斗争外，有着严密组织体系的上海地下党并没有发动其他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但他们执行中央的“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85】的指示，在敌人统治的心脏，持续、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给沦陷区的产业工人们指明了将经济诉求转化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方向，如“长夜星火”般一点一点地积蓄抗日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地下抗日救亡活动。

正是有了抗日救亡的思想中枢与严密的组织体系，孤岛时期的上海地下党才有能力在领导上海工人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工作方法与斗争策略。考察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运作实态，可以发现中共联系、领导工人群众时，在结合抗日救亡宣传的基础上，主要运用了五点工作策略：一是在工委、支部的指示下，以工人身份潜入工厂，同工人们建立深厚的感情，为适应抗日的政治形势与群众的爱国情绪，以工人救国会的名义建立群众团体，吸引更多的工人加入；二是罢工中提出的要求，符合工人切身利益，避免提出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的错误；三是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克服过去害怕群众在工运中妥协，或是坐在厂房罢工的错误思想；四是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使工人的罢工斗争获得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同情；五是注意将合法、公开的罢工、怠工斗争与隐蔽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组织相结合。显然，这些策略表明，中共试图通过工厂中日常的群众工作，把更多的群众引向共产党指引的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道路，把工人运动落实在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而孤岛时期各产业工人运动的高效运作与取得的成绩，也证明中共这些工作策略确实有效利用了上海良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条件，是重要的革命经验。

上海地下党在孤岛时期摸索出的这些经验，一方面在保障工人群众的利益基础上，成功地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了中共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推动了工厂内支部组织的建立与巩固。另一方面，上海地下党将工人群众爱国救亡的觉悟与改善生活的愿望相结合，使罢工、怠工成为工人反帝的主要斗争武器，也令他们参与工人运动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因此，孤岛时期，中共在上海各产业车间里开展的党组织体系建设与制定的工运运作策略，既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全面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与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