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新疆的政治风波席卷了整个地区，清朝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在这背景之下，浩罕汗国派出了其统治精英，阿古柏，意图利用这一机会掌控新疆。而清朝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力，决定派遣左宗棠来对抗阿古柏，这一决策预示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军事对抗即将展开。
那么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前夕，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阿古柏的优势。
一、阿古柏的战略地位
1.多面手的政治与军事家
阿古柏的名声与其独特的政治和军事天赋密不可分。那些与他共事过的官员描述他为一位聪明绝顶、狡猾至极的策略家。
尽管关于阿古柏的早期生活众说纷纭，但多数历史学者倾向于认为他出身普通，早年只是一名舞者。然而，命运之神似乎特别眷顾这位年轻人，他的妹妹嫁给了塔什干的领导，使得阿古柏有了上升的机会。
当浩罕汗国由于内部的动荡和政变陷入危机时，阿古柏凭借其锐利的政治直觉和军事策略，迅速崭露头角，稳坐国内的政治高位。
但阿古柏不仅仅是一位政治高手。他在多次的军事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在1864年与俄军的塔什干战役中，他巧妙地指挥军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正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表现，他被选中去挑战新疆，与清朝的左宗棠较量。显然，阿古柏有足够的能力与左宗棠这样的对手进行一场战略对决。
2、国际列强的参与
在19世纪中期，当局势演变成阿古柏与左宗棠的对决时，虽然在地域广度和经济规模上，清朝显然占据优势，但阿古柏并非单打独斗。他巧妙地利用了外交渠道，赢得了俄国、英国及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和援助。
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霸主，与阿古柏的合作显得尤为密切。根据史料，1866年，英印政府通过克什米尔土王与阿古柏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不久，双方的贸易往来呈现出蓬勃的发展趋势。只需简单查看官方贸易统计便可见一斑：从1864年至1866年，两地的贸易额仅为10万卢比，而到1868年，这一数字暴增至104万卢比，其中大部分是由英国提供的武器和军火，用以支援阿古柏的军事行动。
这种合作的背后，英国有着更深远的战略考量。文献中可见，英国眼中的南疆是一个宝贵的市场，它为英国提供了一个通向中国内陆的重要通道。
阿古柏对英国的支持毫不掩饰。在与英国使臣福塞斯的交往中，他曾盛赞英国女王：“你们的女王是一个卓越的君主。她所领导的政府是强大的。”
阿古柏这种讨好的态度，反映出他对英国这一国际大国的真诚敬重。并在1874年，双方进一步深化了合作，签订了《英阿条约》。这份条约赋予英国在特定情境下进行外交干预的权利，进一步巩固了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尽管《英阿条约》确实使英国握有大片的南疆利益，但该条约的存在也为阿古柏带来了某种心理安慰，让他坚信，在面临风险时，英国会不遗余力地伸出援手。到1875年，英国的大量军火支持，特别是2万多支滑膛枪和200多门大炮的交付，确实使阿古柏的军事实力大增。有了英国这样的强大后盾，阿古柏或许产生了与清朝一较长短的冒险心态。
沙俄的参与则更加复杂。虽然沙俄目标是消灭浩罕汗国，但新疆这块诱人的地域，也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1871年的伊犁进攻显示了沙俄的野心，他们不仅在外交层面认可了阿古柏建立的政权，更在1872年与其签署了《俄阿通商条约》。当清朝的名将左宗棠做好战备、准备西征时，沙俄竟然派出考察团深入清朝的心脏地带，赴兰州与左宗棠进行了长达27天的交流，显然是为了探明清军的真实情报。这一切都表明，虽然阿古柏本身的权力或许受限，但他巧妙地利用国际政局，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两大列强的支持。
至于奥斯曼帝国，阿古柏与其的关系也颇为密切。他曾访问过这个伊斯兰大国，得到了奥斯曼苏丹的赠封——被称为“埃米尔”。更重要的是，奥斯曼还为他派遣了军事顾问前往新疆。学者普遍认为，这不仅在军事上为阿古柏带来了援助，更为其政权在伊斯兰世界中提供了不小的合法性。这也显示出，面对清帝国的压迫，阿古柏通过精明的外交策略，成功地为自己找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与保障。
二、左宗棠面临的压力与意外的战局转折
1.海防与塞防的两难选择
众所周知，李鸿章为了现代化中国的海军实力，投入了大量资源建立了令人敬畏的北洋舰队。这种对海军优先的热情意味着在许多人眼中，边防被置于次要位置。作为一名务实的战略家，左宗棠一直坚决地主张边防的重要性，但由于这一持续的争论，他常常受到有限资源的限制。
- 清朝的失误政策与衰败的官僚制度
清朝在应对危机时往往显得缺乏远见。面对陕甘的动乱，清廷的首要反应是派遣更多的军队来收复乌鲁木齐。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忽视了后勤支持和需要一个纪律严明的作战部队的重要性。这种短视导致了许多清军的犹豫，加剧了混乱。
此外，清官在边疆地区的腐败更是显而易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乌鲁木齐总督成禄，他握有巨大的权力，挪用军费，压迫下属，剥削百姓，并对平民实施暴行。当左宗棠接手时，他遇到了一个资金不足且士气低落的军队，很多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不佳。更糟糕的是，他的同僚多数成了累赘，而非助力。
考虑到这些情况，大多数人对左宗棠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许多人推测，他不仅会在与阿古板的对决中遭受失败，而且新疆有可能从清朝手中溜走。
然而，历史上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
到了1877年12月，令许多人震惊的是，清军成功地收复了新疆，阿古柏也走到了尽头。但是，当局势对左宗棠极为不利时，他是如何实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命运逆转的呢？虽然很想深入探讨军事冲突的细节，但必须强调左宗棠的精心战争准备和阿古柏的致命失误。
3.左宗棠的战略眼光及准备
在面临战争的压力时，清朝高层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紧张。随着沙俄的入侵和阿古柏在乌鲁木齐的盘踞，清朝的战略格局复杂化。一方面是强大的沙俄，另一方面是又与沙俄有关联的阿古柏，面对这种局势，如何行动成了清朝决策层的首要问题。
左宗棠则提出了一个清晰且务实的战略观点。他明确指出，尽管我们面临的敌人是沙俄和阿古柏两方，但主战场应聚焦于打败阿古柏。对于强大的沙俄，他建议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让其退让。他认为阿古柏的军事力量与沙俄相比较为薄弱，而且其地位在于作为沙俄和英国之间的桥梁。一旦击败了阿古柏，沙俄可能会因直面英国的压力而收手。
左宗棠的这一策略带有前瞻性。他看清了大局，提出绕过两大强敌，集中火力先攻击阿古柏。随后的军事策略讨论中，问题变得更为细节：是先从南方出击，还是从北方，又或者两线作战？当时的战场情况是阿古柏的军队分散在天山南北。而前任的新疆指挥官建议南北同步进攻，旨在迅速打垮阿古柏。
但左宗棠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驳。他坚信应先从北方打破较为薄弱的敌人，再转向南方的主要力量。其背后的战略逻辑是，通过北方的进攻，可以确保后勤线的安全，每前进一步都能为军队提供更强大的支持。这种策略不仅防止了军队被孤立的风险，而且一旦北方取得胜利，就可以从多方位对南部叛军发动进攻，从而迅速结束战争，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军安全。
4.左宗棠：战略家的智慧与军事变革
左宗棠特别重视合理地运用军事与政治手段。他的“剿抚并用”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的损耗，保护国家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新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区，左宗棠明确认识到与当地百姓结盟的重要性。他深知，要想彻底消除阿古柏的影响，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关键。因此，他下令军队在行动中严格遵守当地习俗，尊重民族信仰，保护平民百姓，从而赢得了民心。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左宗棠对军队的管理和调整。面对新疆和北部军队的低效和腐化，他大胆裁撤了冗余和低效的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军队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而且节省了大量的经费，为国家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
但他的改革不止于此。他还大力整顿了地方官场，对滥权执法的官员进行了严惩，确保了战争背后的行政机器能够更加稳健、高效地运转。
5.明确的领导与军队的转型
在细致地裁撤了部队中的低效和不合适的成员后，他以坚定的决心，对其部队进行了彻底的再训练。
与此同时，左宗棠坚决不允许部队中出现松懈和疏忽。任何在操练中玩忽职守的官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被迅速地撤职，或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零容忍的态度，不仅迅速提高了军队的整体素质，而且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士气。
但左宗棠并不满足于此。他还坚持让各级长官亲自负责军饷的发放，确保财务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这项措施进一步确保了军队的廉洁和效率，也强化了对高级军官的责任和要求。
在这样的严格管理和明确的领导下，原本数量众多、效能低下的军队迅速转型为一支高效、纪律严明的新军。这不仅增强了清朝对于战争的筹备和应对能力，也对当时的敌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迫，使其昔日的气焰逐渐消退。
三、阿古柏统治下的行政弊端
1.倒退的管理制度
在新疆的历史长河中，阿古柏无疑是一位复杂且有争议的领导者。当他走上权力的舞台，是在一种近乎冒险的情境下。对于这样的领导者，其管理方法和决策往往深受情境的制约，可能带有冒进甚至过于自信的特点。
而事实上，阿古柏在权力中心后，确实面临了一些深刻的行政管理问题。清朝在新疆地区实行的先进的行政制度，如废除奴隶制度，使得这片土地相对稳定，但阿古柏的上台带来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管理模式。他采取了中亚地区那种对于百姓不太友好的军事封建制度，这种制度让人不禁想起欧洲某些时期对待平民的方式，但实际上比那还要恶劣。
按照这种制度，百姓被视为某种形式的产业或奴隶，由被授予的官员和将领统治。这些官员和将领对待百姓的方式更像是盘剥，他们收取的税赋高得惊人，远超过了当时欧洲的什一税制度。据资料显示，百姓的收入中有高达三分之三都被这些统治者所霸占，剩余的微薄收入仅足以维持生计。
许多历史学者都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认为阿古柏这种管理方式严重倒退，与时代的进步背道而驰。这种过于强硬和不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无疑为其政权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2.权力下的失策与文化剥夺
当一个历史角色在权力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策略和决策时，往往能够对他的领导风格和思维模式进行深入的解读。阿古柏是新疆历史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但他的一些决策显然有着明显的短视和偏见。
首先，考虑到历史上的浩罕汗国曾因丝绸之路而繁荣，人们本以为阿古柏会赋予商业相应的重视。但相反，他的经济策略更像是一种短视的索取。他支持商业活动，但当国库需要时，他不惜夺走商人的所有货物，仅以白条为回报。这种高压政策不仅损害了新疆的商业信誉，还严重挫伤了商人们的创业热情。
再者，阿古柏对货币的处理更是让人瞠目。他频繁调整货币的重量和价值，使得货币大幅贬值，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行为与蒋介石时代的金圆券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对国家的经济稳定造成了深重的威胁。
在军事上，阿古柏的政策更是充满了短视和极端。为了保障军队的军饷，他不惜命令士兵掠夺自己的百姓，导致南疆的百万居民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他的军事政策近乎是采取穷兵黩武的策略，牺牲了大量的民生福祉。
而在文化层面，阿古柏对伊斯兰的态度更是令人不解。尽管他曾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过关系，但他利用伊斯兰作为政权的工具，大量践踏和侵犯伊斯兰文化。这样的行为不仅引起了广大伊斯兰信徒的反感，也使得他的领导地位遭到严重的质疑。
四、结论
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宗棠的策略性思考和机动性都成功地削弱了阿古柏在各方面的优势。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巧妙地利用外部因素，对抗并中和阿古柏的外部支持。
阿古柏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无疑加速了他的衰退。他的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尤其是对其文化遗产的无视和践踏，导致了他失去了大量的支持者和盟友。这种种因素，加之左宗棠的巧妙布局，使得阿古柏的失败在所难免。
然而，在此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左宗棠的领导才能在这场冲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是李鸿章出任这一要职，那么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李鸿章可能会更注重与英国和沙俄的外交关系，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复杂的国际局势。
因此，当我们回首历史，评价左宗棠的贡献时，那句“左公千古”并非毫无根据的夸赞。他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对于中国在那一时期的命运，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