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当全球目光都聚焦在欧洲的重建和东西对立之间，远东的中国大地上，却在悄悄地上演着一个深刻改变历史进程的大戏——淮海战役。
在这次决定性的较量中，国民党军队投入了近80万的兵力，分为7个兵团，其中邱清泉指挥的第5军和黄维指挥的第18军为该军的主要力量。与此相对，共产党军队则总计约60万，其中华东野战军占40万，中原野战军则为20万。
从数字上看，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明显占优，而且在装备方面也更为先进，不仅拥有空中的飞机优势，地面上的坦克优势也使其更具威慑力。
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优势下，为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败北呢？黄百韬将军可能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战役即将爆发之前，他早已预感到了自己部队被华东野战军包围的可能性，于是多次向上级刘峙请求撤退至徐州。刚开始刘峙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在关键时刻，刘峙突然更改了命令，让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另一个部队——第44军。
1948年11月6日的夜幕下，黄百韬将军在中国战争史上做出了一番深刻的思考。他，一位经验丰富的将领，深知在新安镇的每一刹那都暗藏风险。
尽管受制于刘峙的命令，但他心中明白，决策的反复和不果断可能导致整个战局的颠覆。在这紧要关头，他与总统府的密友、少将参军李以劻进行了深沉的对话。
他说：“历史告诉我们，军队在关键时刻如何行动，往往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不稳定的命令和指挥往往是缺乏战略远见的明证。如此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主力在这场战役中失败，那么整个大局或许都会走向倾覆。
尽管个人的命运显得渺小，但我坚信，如果我部被包围，其他军团应该及时施救。这是古代军事家所言：胜者庆功，败
者求救。然而我们似乎无法达到这样的标准。
此刻，关键在于各级指挥官必须团结一致，否则这场战争对我们而言将是毁灭性的。”
他补充说：“我请求你亲自向总统转达我的决心。我始终感激总统的重托，我已做好为国家付出一切的准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军事领导和纪律上仍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与共产党的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他们的坚决执行和对上级的无条件忠诚，使我们倍感压力。请务必向总统转达我的这些观点。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以避免未来更大的失败。”
黄百韬将军用“朝令夕改，阳奉阴违”八字揭示了国民军在此战役中遭受重大失败的核心原因。此言彰显出当时国军高层的策略失误和部下的执行不坚。
其中，“朝令夕改”体现了刘峙和蒋中正的战略矛盾与不确定性，导致黄百韬在新安镇耽误了至关重要的时间，最终导致被对方包围。而“阳奉阴违”则反映了国军中部分将领对高层命令的抵触和不忠。
为了拯救黄百韬，将军杜聿明下令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协助黄百韬突围。蒋中正为了确保命令得到贯彻，还亲自写信给邱清泉，强调战场上的紧迫局势和对国家的责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邱清泉和李弥手下的兵团在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但由于他们对命令的不忠诚和为了自保的态度，导致他们在战场上行动迟缓，未能为黄百韬解围提供及时的支援。
蒋中正对邱清泉的此种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将其称为“军人的耻辱”。与此同时，另一支国军部队，黄维的第12兵团，也被对手所包围，陷入了危机。
杜聿明由于战局的不利，无法向黄维提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蒋中正不得不调动宋希濂的第14兵团从湖北增援，试图扭转不利的战局。
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宋希濂的部队原计划增援淮海战场。但其上司白崇禧出于不明的战略考量，在部队即将装船的关键时刻变卦，使得这一军队未能及时进入战场。蒋介石先生尽管亲自干预，试图调动宋希濂的部队，但受制于白崇禧的权力，未能调动一兵一卒。
杜聿明将军在分析战局后，向蒋介石建议放弃徐州，选择战略撤退，以确保南京的安全。初时，蒋介石同意了此建议。但在杜聿明部队接近撤离完成时，蒋介石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向杜聿明发出紧急通信，要求其回师救援黄维将军。
蒋介石在信中写道：“据空军侦察，敌军已大部撤离濉溪口方向，转向永城。如果你继续撤离，黄将军部队恐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此举将威胁到国家的存亡。
我请求你命令部队立刻转变方向，与从蚌埠北进的李延年部队会合，共同打破敌军的包围。”尽管杜聿明当时的位置已较为安全，但面对蒋介石这般严峻的指令，他不得不中止撤退，转而试图救援黄维。
可惜的是，这一决策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杜聿明除了未能解救黄维外，还使自己陷入了险境。分析淮海战役，可以发现，国民军内部的战略矛盾与不一致、上下之间的信任缺失与执行不坚，都成为了他们在此次战役中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