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杨开慧的一生，绝对配得上“巾帼不让须眉”几个字，一直到如今，都深受大家敬重，就连同样身为重要领导人妻子的邓颖超也对她敬佩不已。
1977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前往长沙，除了主要的工作以外，她还有一天多出来的自由时间。不管对谁来说，这一天都是个休养生息的好机会，但邓颖超却决定去祭拜杨开慧。
乘车前往杨开慧位于长沙板仓的故居时，看着窗边不断后退的景物，邓颖超忽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时光。
1925年，周总理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经常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负责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的毛主席商讨时局。
当时正是国民党与我党第一次合作期间，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常常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同年，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州工作，不久后与周总理结婚。而杨开慧自1920年与毛主席结婚后，就一直追随在丈夫身边，悉心照料，同时积极参与各种革命工作，担任丈夫的秘书，协助整理抄写文件。
1926年，在广州的那段日子里，周总理时常带着邓颖超拜访毛主席与杨开慧的临时住所。邓颖超回忆道：“那时候，开慧同志正在里屋誊写文件，听到动静便抱着襁褓中的岸英迎了出来。”
两位年轻的母亲目光交汇，相视而笑，眼神中充满了对彼此的欣赏与敬意。杨开慧将孩子交给保姆后，赶忙转身去为客人沏茶。周总理看着这一幕，不禁打趣道：“润之兄好福气，开慧同志既当秘书，又当夫人。”
毛主席则倚靠在门框上，微笑着摆摆手：“莫要取笑，她可是我的’总务科长’。”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
这是邓颖超与杨开慧唯一的一次见面，虽然短暂却十分深刻，给邓颖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车子缓缓停下，打断了邓颖超的回忆。她下车缓缓走进故居，屋内的陈设简单又朴素，却好像每个不起眼的小物件都承载了历史的记忆。
工作人员详细地向邓颖超介绍着杨开慧的革命事迹，从她协助毛主席在韶山发展农会、创办夜校，到后来独自带着孩子在长沙开展地下斗争，每一个细节都让邓颖超深受感动。
随后，她的目光就停在墙上的一张杨开慧的黑白照片上，照片中，杨开慧的眼神无比坚定。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介绍的时候，邓颖超忽然开口，“你们知道吗？我和开慧是见过面的，不过，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听她这么说，工作人员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您还和杨开慧烈士认识？”
邓颖超点了点头，讲述了自己曾经和她见过的那一面。参观完故居，她又前往杨开慧陵园祭拜。
陵园内，松柏常青，庄严肃穆。邓颖超走到杨开慧的墓碑前，缓缓停下脚步，神情凝重，然后恭恭敬敬地向墓碑鞠躬，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鞠躬，都饱含着她对杨开慧深深的敬意。
直起身来，邓颖超对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感慨地说道：“杨开慧的英勇事迹，必将被历史铭记，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忠诚的烈士。”
确实，杨开慧的一生，绝对是光辉而伟大的。
1922年，她加入我党，是我党的第2位女党员，入党时间比邓颖超还早了3年。多年来，她一直都跟随毛主席，为我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3年后，她跟着毛主席前往韶山，在发展农会、办夜校等许多工作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7年，毛主席离开妻儿，投身到秋收起义中，杨开慧则独自留在长沙，一边照顾3个尚且年幼的孩子，一边积极为我党展开地下工作。
1930年，杨开慧不幸被抓，敌人不惜进行各种威逼利诱，逼着她与丈夫离婚并登报脱离我党，说只要这样就能获取自由。
但杨开慧并没有被敌人的花言巧语迷惑，她宁死不屈，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9岁。
这个消息一传到远在江西的毛主席耳中，就让他悲恸不已，更是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这句饱含追思与悲痛的话。
其实，邓颖超和杨开慧在很多方面都是极为相像的，除了同样对我党坚定的信仰，她们身上也都有一层特殊身份，那就是革命者的妻子。
正是这样一层身份，让她们必须时刻谨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1927年，在广州的邓颖超已经到了预产期，谁知道孩子太大，她难产，3天3夜都没能生下这个孩子。
当时的医疗条件还不能进行剖腹产手术，不得已的情况下，医生只好用产钳夹住婴儿拖出母体，孩子出生后，因头颅严重受损，不幸夭折。
这样的危险经历让邓颖超过度紧张疲劳，77年邓颖超参观杨开慧故居，期间小声透露：我与开慧只见过一次面医生检查过后也说她此后再难怀孕了。
这个时候，作为丈夫的周总理，则因为工作原因，远在上海。
并且，建国之初，周总理就明确表示，只要自己在政府部门任职，邓颖超就不能进入政府工作。
他曾向朋友们解释：“如果邓颖超进入政府任职，人们很可能会将她的一些举措误解成我的意思，这对国家的工作开展不好。”
因此，建国以后的20多年中，邓颖超虽然也是中央委员，但并没有在党内担任具体的职务，只让她负责一些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工作。
对此，邓颖超不光没有一句怨言，更是尽心尽力，她常常说：“我对妇女工作的关心和责任，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
1975年，毛主席亲自与周总理谈话，并写下指示文件，希望邓颖超能到全国人大工作。
但是，一向服从组织安排的周总理，这次却选择了“抗命”，他将这份任命文件锁进抽屉，一直到去世以后，工作人员整理周总理的遗物时才发现。
即使这样，1976年，邓颖超还是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年后，她又当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邓颖超和杨开慧这两位同样伟大的女性，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她们之间也有着“英雄惜英雄”的惺惺相惜，她们的高尚精神，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