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12日，北京三〇一医院——伯父把手背在被子外，轻声对我说：’梅魁，日后见了他们，替我问声好……’”彭梅魁多年后回想这一句，仍觉得像针扎一样。
病房里光线昏暗，氧气瓶的嘶嘶声格外刺耳。彭德怀的目光却清澈，一如年轻时行军打仗时那样果决。彭梅魁扑到床边，想问“他们”指的是谁，却又怕触动伯父的情绪，只能用力点头。那一刻，彭德怀把仅剩的气力都用来抬了抬手，算是结束这段嘱托。旁边守护的卫士红了眼圈，没敢出声。
外人不知道，彭梅魁和彭德怀并非父女，而是伯侄关系。彭德怀一生无子女，1930年代两位弟弟先后遇害，兄嫂或殉难、或精神失常，12岁的彭梅魁被迫挑起全家。她领着还不会说整句湖南话的弟弟四处逃难，靠挖野菜、捡柴火苟活。白天担心特务上门，夜里提心吊胆护着弟弟，熬到头发枯黄。
1949年底，湖南老区的同志向中央报告了彭家的困境。第二年春节前，组织把彭梅魁姐弟接到北京。彼时她已是十六岁的“老人”，不大会笑，见谁都先打量一番。第一次踏进中南海西门，她甚至不知道电梯该怎么乘。彭德怀把几颗水果糖塞进她手心，咧嘴笑：“别怕，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
彭梅魁记得，那晚伯父坚持把秘书订好的客房退掉，自己抱着大披毯跟六个孩子睡在永福堂的地毯上。凌晨三点，彭德怀摸黑坐起来，蹲在灯下给每个孩子掖被角。冷风从窗缝灌进来，伯父打了个寒战，却依旧一一查点，像在战壕里清点火力。女孩的心头第一次有了“家”的概念。
半年后，抗美援朝爆发。彭德怀临行前把孩子们叫到书房，语速很慢：“你们若真遇到难处，找孟奇妈妈；能自己扛，就别给组织添乱。”说到这句，他拍了拍彭梅魁的肩膀，那一巴掌像钉子，把“自立”二字钉进孩子的骨血里。
朝鲜前线炮火最密的时候，彭德怀吃冷面配凉开水，仍隔几周寄来铅笔写的小纸条：“学习不用急，先学会做人。”彭梅魁收到信，总是找来地图，对着38线发呆。战事胶着时，她烧香祈祷；停战消息传来，她却跑到操场绕圈，想着伯父是否已经瘦得脱形。
1953年，朝鲜停战。彭德怀搬进中南海永福堂，孩子们跟着过去。那几年，全国各地的来客络绎不绝，伯父的步子总是匆匆，但再忙也要陪他们做一次算术题、练一次书法。彭梅魁初中毕业，想读医士学校。彭德怀点烟，沉吟片刻：“国家现在缺医务人员，你去学医，合适。”一句“合适”，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让女孩心安。
1960年代，彭梅魁工作、恋爱、生子，每一步都去请示伯父。彭德怀把一张200元存单塞到她手里：“成家了，别伸手问别人。”那是他多年存下的零头，当时北京普通职工月工资才五六十元。彭梅魁红着脸收下，转身就哭，哭自己给伯父添了负担。
时间来到1974年盛夏，彭德怀胃癌恶化，住进医院。他先叫最小侄女彭钢到床边，交代骨灰事宜；又把彭梅魁叫来，谈到景希珍等几位旧部。对“他们”这两个字，他没再多解释，只重复：“见了，就说我好。”
景希珍其人，许多史料只用一句“警卫员”带过。实际上，这个贵州青年19岁赴朝，被抽调到志愿军司令部，当时连自己会担多大责都没想明白。第一次给彭德怀递茶，手抖得水洒了一地。彭德怀笑道：“小景，打仗不怕，你怕我？”一句玩笑，化解拘谨。后来，夜里炮声隆隆，彭德怀坐在木箱上打盹，景希珍就守在旁边，不敢合眼。他见过司令员为一次失利蹙眉，也见过老总打了大胜仗后哼湖南花鼓戏。
1962年，彭德怀主动让景希珍离队：“你继续跟着我，仕途就断了。”他强忍泪，执拗回道：“哪儿也不去。”可组织终究把人调了。离别那晚，彭德怀塞给景希珍几千元，说是“家里老人孩子都要吃饭”。景希珍哭着存了钱，之后再未见面。
1966年后，风云骤变，彭德怀被转至四川。景希珍想探望，无数次写申请均石沉大海。他只能托人辗转送去土特产，一根辣椒都掰成两段寄，生怕被扣下。直到1978年12月，他突然接到电话：“彭总走了，家属请你护送骨灰回京。”话音未落，他的手就抖得抓不住听筒。
1979年2月，八宝山革命公墓雪未融。彭梅魁、景希珍并肩站在灵堂，扶棺而泣。整理遗物时，两人翻出老总用过的旧军帽、半包湘阴烟丝，还有一张发黄的清单——上面列着十几个名字：景希珍、甄有才、傅崇碧……名单旁潦草写着一句话：若我先走，替我谢谢他们。这正是“他们”的答案。
很多年后，彭梅魁回湖南祭祖，特地捎上几封信，分别送到苗木实验场、贵州遵义小城、江西景德镇军分区。这些地址对应的，是当年的警卫、参谋、通信员。信里只有一行字：“伯父让我向您问好，他记得您。”
临别山头，风刮得衣襟猎猎作响。没人再提“元帅”或“司令”，只剩一句简单寒暄：问个好——是彭德怀对战友，对亲人，对那些跟他一起把命悬在空中的普通兵的敬意。说到底，他最大的心事，是别让这些人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