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苏联骂倒了，然后绝望地自杀了：七位顶极知识分子的“悔罪书”
1991年11月21日，莫斯科的雪还没怎么下透，空气里全是那种让人发慌的冷味儿。
就在这天，一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传奇女诗人，把自己反锁再车库里，很平静地打开了汽车引擎，吸着尾气走了。
你知道这事儿有多讽刺吗？
仅仅在三个月前，她还站在“白宫”门前的坦克边上，像个疯子一样为叶利钦摇旗呐喊，脚底下踩着的正是她曾经用命保卫过的红旗。
她拼了老命撞开了那扇通往“自由”的大门，结果进去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自选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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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诗人叫尤利娅·德鲁宁娜。
她在遗书里留的那句话，现在读起来都让人脊背发凉：“作为苏联的掘墓人，我不想看到这一幕。”
她的死，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把一个藏再历史褶皱里的残酷真相给抖搂了出来：有那么七位被捧为“国家良心”的顶极知识分子，花了半辈子时间给苏联“动手术”，结果刀子下得太狠，直接把病人给捅死了。
要聊这事儿，咱们得把镜头拉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时候的苏联，正处再一个特别拧巴的阶段。
赫鲁晓夫搞了个秘密报告，把斯大林的神像砸了个稀巴烂，这一下不要紧，整个社会的思想堤坝算是决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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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时候，索尔仁尼琴这帮文人，就像雨后的野蘑菇一样，从这些裂缝里长了出来。
说实话，这帮人刚开始可能真没想把国家搞垮。
索尔仁尼琴躲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写《古拉格群岛》，雷巴科夫把《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手稿往床底下一塞就是二十年。
那时侯，他们身上确实带着一股子“死谏”的味道，觉得自己是在给体制治病。
但这事儿吧，坏就坏在被外人盯上了。
西方那帮搞情报的鼻子比狗还灵，一看这帮文人有利用价值，立马就开始了“造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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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操作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捧杀”：你敢骂苏联？
好，诺贝尔文学奖给你安排上；你想出国？
法国勋章、美国绿卡随便挑。
这哪是发奖啊，这分明就是递刀子。
到了80年代，戈尔巴乔夫搞那个所谓的“新思维”，这帮人彻底嗨了。
这七个人里头，逻辑学家季诺维也夫是最狂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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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哥们直接跑到了西方，写书把苏联骂得一文不值，甚至放话数共产主义就是“反人类”。
在他们的脑回路里，只要推翻了克里姆林宫红墙里的那个政权，俄罗斯第二天就能变成瑞典或者美国。
那时候他们给老百姓画的饼多大啊：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甚至连那些原本看不起你的西方人，也会把你当亲兄弟。
于是乎，这帮大知识分子拼了命地写，拼了命地喊。
在他们笔下，苏联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犯罪记录，必须得连根拔起。
1991年那个夏天，当坦克开进莫斯科的时候，德鲁宁娜在街头欢呼，康德拉季耶夫发表激昂演讲，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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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感觉就像是中了历史的彩票，以为能一夜暴富，结果领回来的是一张巨额罚单。
谁知道，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苏联这栋大楼刚一塌，西方承诺的那个“马歇尔计划”连个鬼影都没见着，迎面砸过来的却是要命的“休克疗法”。
这玩意儿有多狠？
我就摆几个数据，你们感受一下。
一夜之间，物价飞涨了26倍，这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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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昨天还能买辆车，今天这钱只能买个车轱辘了。
卢布直接变成了废纸，老百姓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瞬间清零。
那时候的莫斯科街头，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那些曾经被公知们忽悠着上街游行的人傻眼了，原来自由不能当饭吃，民主也没法拿来取暖。
最让人心酸的是，那些胸前挂满勋章、参加过二战的老英雄，在寒风里哆哆嗦嗦地乞讨，就为了换一块黑面包；曾经搞导弹的专家，为了活命，不得不去地摊上卖自己的旧衣服。
国家被几个寡头瓜分得干干净净，资源像流水一样被西方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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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是“新时代”，这简直就是社会倒退了半个世纪。
他们以为是在给国家切除肿瘤，结果这一刀下去，直接把心脏给掏空了。
这时候，这七位“精神导师”才猛然惊醒：坏了，玩脱了。
最先崩溃的就是那个最狂的季诺维也夫。
这位在西方媒体上骂苏联骂得最凶的哲学家，回国一看遍地饿殍，整个人都破防了。
他说了一句后来震耳欲聋的忏悔：“我们当时瞄准的是共产主义，但最后打中的却是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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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时候才回过味儿来，自己就是西方手里一个廉价的一次性工具，用完就扔。
那种被当猴耍的羞耻感，让他晚年备受折磨。
他开始疯狂写文章怀念苏联，甚至呼吁“重建布尔什维克”，可这时候谁还听他的啊？
历史的车轮早就碾过去了。
再说那个“反苏旗手”索尔仁尼琴，这老爷子的结局更是充满了黑色幽默。
他在美国隐居了十几年，天天骂苏联，把美国人哄得一愣一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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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他1994年回到这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新俄罗斯”了。
他看到的是什么？
道德沦丧、寡头横行、人民活得像牲口。
老爷子脾气也倔，直接拒绝了叶利钦给他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指着鼻子骂这个政权是“把俄罗斯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
这一骂不要紧，西方媒体立马变脸。
之前把他捧成圣人，一看他不再骂共产党反而开始骂西方虚伪，直接全网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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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最后在一个孤零零的角落里，带着对祖国深深的愧疚走了。
其他几位的下场，说起来也是让人唏嘘。
写《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雷巴科夫，晚年直接自闭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因为他发现，自己揭露历史伤疤的行为，根本没换来社会进步，反而成了野心家上位的垫脚石。
还有那个康德拉季耶夫，这哥们一生都在为底层士兵呼喊。
结果在1993年，他亲眼看到那些为了微薄退休金抗议的老兵，竟然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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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塌了，直接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至于那个在巴黎办反苏杂志的马克西莫夫，临死前拉着朋友的手哭诉：“我以为我是在爱国，其实我是在犯罪。”
这七个人的悲剧，说白了，就是一群书呆子的天真。
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国家”和“政体”混为一谈，还傻乎乎地相信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手会真心希望俄罗斯强大。
他们低估了改革的复杂性，更低估了人性的贪婪。
当旧秩序被打碎，新秩序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放出来的根本不是自由的空气，而是吃人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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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回头看那段历史，看着这七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知识分子，从“斗士”变成“弃子”，再到“悔恨者”，这种巨大的落差真的让人没法评价。
他们用自己的后半生，为当年的幼稚买了一张昂贵的单。
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任何试图通过摧毁自己国家根基来换取所谓“文明入场券”的行为，最后换来的，只能是一地鸡毛和无尽的悔恨。
正如德鲁宁娜在那封绝笔信最后写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无法再再这个充斥着谎言和背叛的废墟上活下去。”
她走了，带着对那个被她亲手推翻的帝国的最后一点眷恋，彻底消失在了莫斯科的寒冬里。
参考资料：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