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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在紧张进行，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工作繁忙异常。他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也无暇顾及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和妻子。因此，妻子刘志兰带着女儿回到了延安。
左权虽然一生征战沙场，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庭，但由于战争形势的紧张，他与亲人被迫分离。在这漫长的战斗岁月里，书信成为了他唯一能够表达思念的方式。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他写了整整十一封信。
这些信中有一句话总让人感动落泪，在最后一封信中，左权写道：“若时局有变，就把女儿送人。”没有人知道，当左权写下这句话时，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复杂与沉重。
对于许多抗战老兵来说，太行山拥有特殊的情感，而左权也不例外。在这里，左权不仅保卫着祖国的河山，还收获了深厚的友情和爱情。
太行山条件十分艰苦，八路军的各级指挥官和士兵在伙食上并没有差别，大家都是一起吃大灶。彭德怀和左权，都是来自湖南的同志，在吃饭和日常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左权和彭德怀都爱吃鱼，只要有机会，左权总是会先让给彭德怀。而彭德怀也时刻惦记着左权，他知道左权喜欢抽烟，每当他手上有烟时，便会第一时间送到左权那里。
在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左权很快也迎来了爱情。
1937年，刘志兰带着14岁的弟弟来到延安，她为了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毅然加入了革命。她长得美丽，且有一定文化素养，写得一手好字，迅速被安排从事宣传工作。
1939年，刘志兰随中央巡视团前往太行山视察，并代表中央妇委会发表讲话。她的优秀表现引起了朱老总夫妇的注意，他们想到了一直未婚的左权，并决定撮合这两个人。
由于左权一直专注于工作，直到那时，他已经34岁，仍然单身，并未曾考虑过婚姻问题。朱老总夫妇十分关心他的婚事。
刘志兰是一个性格高傲的人，她并不想草率地进入婚姻，即使对方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但是，她还是出于对朱老总的尊重，同左权见了面。尽管两人的年龄差距较大，刘志兰心中总有些许不安，但随着相处，她发现左权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于是同意了这桩婚事。
两个月后，左权和刘志兰在山西潞城的北村举行了婚礼。那个时候，大多数婚姻都是先结婚后培养感情，婚后，刘志兰感到非常幸福，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非常繁忙，能够在每周的周末见面成了唯一的奢侈。
1940年，刘志兰生下了一个女儿，左权得知后急忙从前线赶回，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八路军总部。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享受了短暂而珍贵的家庭生活。
35岁才迎来第一个孩子的左权，自然是欣喜万分。他找来好友彭德怀，希望他为女儿起个名字。彭德怀思索片刻，说：“刘伯承的儿子叫太行，你的孩子就叫太北吧！”
太行山分为南区和北区，左权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给女儿取这个名字，也正是他内心的寄托。
左权是著名的“烟枪”，常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曾说这样有助于睡眠。在结婚之前，他大部分工资都用来买烟，但有了女儿后，他把烟放在了第二位，所有的收入都用来给女儿购买奶粉和营养品。
尽管左权深爱着妻子和女儿，恨不得能永远陪伴在他们身边，但战事的紧张并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们一家三口共度了三个月甜美的时光，但随着百团大战的爆发，左权不得不将妻女送回延安。
在离别之际，刘志兰和女儿留下了一张合影。那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合影，照片中，左权、刘志兰和小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谁也没想到，这将成为他们唯一的家庭合影。
百团大战虽然取得了显著胜利，但日军紧接着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为了掩护战士突围，左权在战斗中中枪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左权牺牲时，女儿左太北只有两岁，她唯一留下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便是那张两年前拍的合影。
左太北是捧着这张合影长大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也只能通过母亲或其他长辈的叙述来了解。她一直以为父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就是这张照片，但其实，父亲还留下了十一封书信。
1982年，左权牺牲40周年，刘志兰从箱子底拿出了那一叠信件，递给了女儿，说：“这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唯一财富，这些信。”左太北拿起信封，既熟悉又陌生，她一封封拆开，开始读那些信，渐渐明白了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人的关爱。
读着这些信，左太北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原来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对她深深的爱已经融入了这些文字。
从左权与妻子和女儿分离的那一刻起，他便通过书信将自己深深的思念传递出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写了十一封家书。
1940年11月12日，左权写下了第一封信，告诉妻子分离的目的在于为更好的未来，并表达了自己对女儿的无限思念。
在信中，左权还写道：“虽然我在前线，我一定会尽全力照顾你们母女。”
至于如何照顾，他没有明言。但作为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面对的是无尽的战斗和危险，他愿意承担一切，为妻女提供最安全的后方。
1941年9月24日，左权写下了第四封家书。他猜测女儿可能已经开始学会说话，他渴望听到女儿叫自己“爸爸”，希望能牵着女儿的手，陪她一起嬉戏。
左权对这个家有着无比珍视的感情，每当有空闲时，他便会去延安看望妻女。刘志兰一人带着孩子，还要忙于工作，常常抱怨丈夫太久没有来看她们。这时，左权便会放下将军的姿态，帮忙照看孩子，洗净尿布，尽可能地在琐事中关心妻女。
他放下军官的威严，尽可能地展现出最温柔的父爱与丈夫的关怀。因此，当他英勇牺牲后，刘志兰写下了充满深情的文字：“想到你那份眷念，我心中愈加愧疚。”
1942年5月22日，左权写下了第十一封家书，也是最后一封家书。信中内容十分特殊，左权的笔触中不再是以往的深情，而是充满了深深的嘱托：“虽然我如此深爱太北，但若时局有变，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处理太北的问题，送她走，不必顾及我的感受。”
没有人能够想象左权此时的心境。敌军的“大扫荡”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但他依然挂念妻女的安全，忍痛割爱，希望妻子能在艰难的环境中作出最明智的决定。
为了革命，左权离开家乡，永远没有回去，他为国捐躯，也为家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左权牺牲后，刘志兰收到了这封信，她在看信的过程中忍不住泣不成声，泪如雨下，几乎所有同学都不敢上前劝慰她。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志兰精神恍惚，总觉得左权依然活着，信件还会继续寄来。她一次又一次地翻找信件，最终才渐渐明白，左权已经永远离开了她。
左权的死，也让彭德怀深受打击。这个一直坚强、少有泪水的老将军，在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后泪流满面，呼喊着：“左权！左权！你不能死！”
尽管父亲早逝，左太北依然从那些书信中感受到了父亲那浓烈的爱。她为自己的父亲是抗日英雄而感到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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