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的一个深夜，太行山上刮着刺骨寒风，八路军前线总部却刚结束一场痛痛快快的军民联欢。灯火熄灭后，山谷里本该只剩犬吠与哨声，谁料一记短促的枪响划破夜空，把所有人惊得浑身一激灵。冲进警卫宿舍的人看见，二十出头的警卫员王满新仰面倒在床板上，手还扣着扳机，血迹顺着枕边流下。
现场极静，只有一种几乎听不出来的颤抖——王满新的未婚妻梅芳捂住嘴站在角落，双肩抖得像筛子。保卫部长杨奇清随后赶到，他蹲下扫视地面，没有凌乱的搏斗痕迹，也没有撕扯的衣角，唯独一只被撕碎的彩荷包赫然在侧。经验告诉他，这事绝不会只是“丢人现眼”那么简单。
次日破晓前，杨奇清把梅芳单独带到值班室。煤油灯跳了一下火苗，昏黄光线里，梅芳抽噎着陈述：“俺跟满新在屋里，被人撞见不正当关系，他一时想不开……”这套说辞语气流畅得近乎排练，杨奇清听完没吭声，只在记录本上画了个圈。他心里清楚，王满新是全团公认的老实人，条令背得滚瓜烂熟，自尊心强，却不至于为这一点脸面开枪自尽。
三年前的那枚流弹忽然闪进他脑海——彭德怀在前沿指挥时险被击中，正是王满新飞身一挡，才保住了彭副总司令的性命。也难怪彭德怀在听完汇报后只说了一句：“他救过我，必须彻查。”命令一出，前线总部的保卫力量全体动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案子很快出现突破。第三天清晨，情报员在镇上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逮住了梅芳与一名年轻男子碰头。男子递出一本《古文观止》，梅芳动作娴熟地塞进挎包，便要起身离开。桌上那瓶高粱还没开封，四名便衣已前后卡住出口。
经讯问，《古文观止》不是读物，而是日军“益子挺进队”用于交接暗号的道具。青年男子口风极硬，直到对比笔迹、破译暗格纸条后，才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联络员。梅芳也露出了真面目——她原本是王满新的老乡，家乡被扫荡时被日军拘押，后在利诱和恐吓下屈服，受训成为女间谍。任务只有一个：利用与王满新的婚约，寻找机会刺杀彭德怀。
王满新的身边是刀枪不入的警戒层，外人难以接近，梅芳决定“曲线救国”——先把未婚夫拉下水，再以内部人身份制造机会。军民联欢那晚，她故意频频示好，边说边暗示王满新：只要除掉彭德怀，立刻可以携巨额赏金远走。他当即翻脸，一巴掌扇了过去，扯碎荷包准备当夜去报告。
短短几分钟内，他陷入一个极度纠结的死局。报告吧，梅芳可以反咬“一男一女不正当”抹黑自己；不报告，又无法阻止刺杀阴谋。试想一下，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兵面对如此复杂局势，精神压力有多大？最终，他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阻断梅芳：自戕。枪声响起瞬间，他既保护了首长，也保全了自身清白。
杨奇清后来在案卷里写道：“此案唯一不能弥补的是生命。”王满新的牺牲迫使保卫部重新评估情报防线，随即扩大了对“C号作战计划”的反侦察规模。不久，八路军在晋东南一带连续破获数起潜伏案件，日军暗杀行动就此折戟。
彭德怀得知真相，久久无语，只把王满新的姓名亲笔写进警卫处烈士册，叮嘱道：“警卫线就是生命线，绝不能再让年轻的枪口对准自己。”后来总部进行干部培训时，这个案子被反复提及，既是保密教育的范例也是心理防线的警示——隐蔽战线里，情感和信仰的较量往往比子弹更致命。
梅芳与那名特务最终被依法处决。档案留下两行审讯结尾：“被俘时神色恍惚，称未料到王满新宁死不屈。”这种错愕映照出游走在利益漩涡中的人对信念的低估。八路军保卫机关随即更新条令：凡警卫、通信等要害岗位，婚姻变动与亲属往来必须逐级备案，任何个人不得私自接纳“亲属”留宿。
值得一提的是，王满新的家书后来被搜出，上面只有寥寥两句：“孩儿在外一切平安，莫挂念。盼捷报传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普通士兵最质朴的心愿。恰恰是这种朴素，把他和无数年轻战士一起，焊在了抗战钢铁阵线上。
杨奇清每回翻到那封家书，总要把烟头摁灭。他对身边助手低声说过一句：“以后再听到子弹响，宁可敌人倒下，也不能让自己人先倒。”这句话并未被记录进正式文件，却在保卫系统口口相传，成了太行山间另一道无形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