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变化的阶段性特征
1. 明末战乱期（1628-1644年）
– 人口锐减：崇祯年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三进三出陕南。据《兴安州志·兵事》记载，1634年张献忠部从平利入汉阴，“焚毁民居三千间，杀掠无数”；1640年李自成破汉中时，《汉中府志·兵燹志》载“汉阴、石泉县城皆陷，官吏死难，百姓逃亡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兴安州（含今安康六县）人口仅存5.3万，较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28万减少81%。《石泉县乡土志》记康熙初年“编户止二里”（约220户），较明万历年间1200户锐减。
– 人口结构破坏：战乱导致土著居民大量逃亡或死亡，《安康县志·灾异志》载“田畴荒芜，十室九空”，原有社会结构瓦解。
2. 清初恢复时期（1644-1722年）
– 政策推动移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升金州为“兴安州”，推行招垦政策。《清实录·世祖实录》卷四十四载顺治六年（1649年）《垦荒令》：“有主荒田令原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给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三年后按亩征粮”；康熙十年（1671年）规定垦地二十顷以上者授官，以垦田数考核地方官。
– 人口缓慢回升：政策吸引湖广、江西移民涌入。汉阴《方氏宗谱》（藏汉阴县档案馆）载，康熙九年方氏“自黄州麻城迁月河川，率乡邻二百余户垦田筑堰”，至康熙末年，西乡县迁入湖北等省人口超1.5万（《西乡县志·人口志》）。
3. 康乾盛世时期（1723-1795年）
– 人口快速增长：乾隆时期人口高速增长。《洵阳县志·食货志》载，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洵阳人口67,688口，道光三年（1823年）增至243,500口，36年间增长2.6倍，年增长率36‰；石泉县同期从29,794人增至87,900人（《石泉县志·户口志》）。
– 移民来源多元化：除湖广外，江西、安徽等省移民迁入。安徽移民聚居汉阴、石泉，《秦疆治略》载其“多营农耕与商贸”；白河《航运史话》记河南移民“乾隆年间占荆紫关至白河船帮之半”，从事航运。
4. 晚清时期（1796-1911年）
– 持续移民浪潮：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后，湖广、福建、广东客家人西迁安康。紫阳县《曹氏家谱》（藏紫阳县档案馆，档号G-0327）载，乾隆二十三年曹氏“自广东嘉应州迁紫阳瓦房店”。
– 人口饱和与社会问题：《镇安县续志·风俗》（光绪三十年修）载，清末镇安“土著者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居八九”，移民与土著土地纠纷频发。
二、移民来源与分布
1. 主要来源地
– 湖广地区：湖北武昌、黄州移民沿汉江入陕南，形成“湖广填陕南”潮。石泉县禹王宫（湖广会馆）现存光绪年间重修碑刻，记“楚省移民聚此奉祀禹王”。
– 江西：石泉《江西会馆碑记》（藏石泉博物馆）载，洪武二年“豫章流民百二十户垦种饶凤关”，乾隆年间汉阴、石泉形成江西移民聚居区。
2. 分布特点
– 沿江与山区扩散：移民多居汉江沿岸，如汉滨、汉阴；乾隆后期向紫阳、岚皋山区扩散。《巴山镇志》载，乾隆三十七年湖北孝感移民“开掘蜡烛山梯田百顷”（今岚皋县东经108.8°，北纬32.3°）。
– 会馆为中心：石泉禹王宫为湖广移民活动中心，其叠落式马头墙具湖广建筑风格；万寿宫（江西会馆），《石泉县志·卷四》（光绪版）：“江西会馆在城西，门悬梓桑之属，内祀许逊、真武”。
三、移民的社会经济影响
1. 农业开发
– 土地与作物引进：汉阴凤堰古梯田（2013年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据《谢氏家乘》（藏汉阴文保所）载，乾隆元年谢玉节“率族人于凤江、堰坪筑田三千亩”；《石泉县农业志》记康熙后期“楚民携玉米种入山，初种汉江沿岸，后蔓延山区”。
2. 文化融合
– 语言与建筑：汉阴沈氏家族保留“江淮官话入声韵”（《安康方言志》1987版）；汉阴吴家花屋（湘派府第式建筑）融合南北风格，现为省级文保单位。
– 宗教信仰：旬阳《川主庙碑》（乾隆五十九年立）载，四川移民“奉李冰为川主，岁时致祭祈水运平安”。
四、史料考证
1. 史志：《兴安府志》（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卷八《食货》、《秦疆治略》（光绪三十三年陶保廉刻本）“兴安府”条。
2. 碑记：石泉县禹王宫《建修湖广会馆引》碑（高1.8米，碑额“万世永赖”）、石泉《捐施岚河义渡膳田碑记》。
3. 家谱：《安康谢氏族谱》（民国二十二年木活字本）卷三、紫阳县曹氏家谱（档号G-0327）。
明清时期，安康因战乱与政策驱动，经历“人口锐减-恢复-增长”过程，移民以湖广、江西为主，促进农业开发与文化融合。史志、碑刻、家谱及凤堰梯田、禹王宫等遗迹，共同佐证移民塑造了安康“五方杂处”的社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