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北京的第一场雪，下得比往年都早。
铁道部离休干部郭维城，被一辆轿车紧急请进了中南海。指示很短，只有一句话——“去洛杉矶，见到于凤至，劝她回国。”
办公桌上，是一份盖着国务院、中央军委两枚鲜红公章的文件。
时间紧迫，大夫说她的病情拖不得，机票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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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偏偏是郭维城？因为他不仅是身经百战的将军，更是张学良的旧部。
当年在东北大学，他就是被组织派去张学良公署的机要员。
派“自己人”去，这事儿，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儿。
飞机穿行在太平洋上空，郭维城的思绪也飞回了四十多年前的大帅府。
那时的于凤至，东北女人特有的爽利劲儿，言犹在耳：“汉卿的事，我来张罗。”
谁能想到，西安城一声枪响，夫妻二人匆匆一别，再见，竟是半个世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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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洛杉矶已是当地凌晨，郭维城被直接送到好莱坞山间的一处疗养院。走廊灯光昏黄，空气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护士轻声提醒：“病人体温不稳，别让她激动。”
病床上，九十三岁的于凤至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名媛风范。
郭维城上前，压低了声音，说出了一句她等了一辈子的话：“夫人，我是汉卿的老部下，郭维城。部里派我来接您回国，国内一切都安排好了。”
老人浑浊的眼睛先是怔住，随即，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滚落。她枯瘦的手在被子里颤抖着，挣扎着想伸出来，想抓住什么，却最终无力地垂下。良久，她沙哑的嗓子里挤出三个字：“我要回……”
这一句“我要回”，郭维城听明白了。任务，成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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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另一半，却比登天还难。美国医生给出的诊断，像一盆冷水浇在头上——老人肺部反复感染，身体极度衰弱，根本无法承受十几个小时跨洋飞行的气压波动，极易诱发休克。
这几乎是判了死刑。回国的路，明明就在眼前，却被一道无形的墙给堵死了。
在等待国内指示的日子里，郭维城又去探望了几次。
于凤至清醒的时候，会拉着他讲过去的事。一次，她让侄女打开一个随身的皮箱，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厚厚一沓信。
那是她二十多年来，写给蒋介石、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甚至联合国秘书长的求情信，希望能放张学良自由。所有信件，石沉大海，一封未复。
郭维城这位在战场上都没眨过眼的将军，看着那些信纸上泛黄的泪痕，沉默了。他轻轻拿起一封，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长长地叹了口气。
世人只知赵四小姐陪了张学良七十二年，却不知这位原配夫人，为了丈夫的自由，在美国奔走了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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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那个只会等待的弱女子，初到美国，为了生计和给张学良提供日后所需，她靠着精准的眼光投身股市和房地产，硬是拼下了万贯家财。
当年，为了让赵四能名正言顺地在台湾照顾张学良，于凤至点头签下了离婚协议。
有人说她这是深明大义，为爱牺牲；也有人说她太傻，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了进去。您说，她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1990年3月初，于凤至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医疗小组决定做最后一次化疗，也只是拖延时间罢了。手术前，她把侄女叫到床前，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把我祖父墓前的土地，带一抔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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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女以最快的速度托人从沈阳寄来一包黑土。当那个装着故乡泥土的布包被送到枕边，老人示意侄女再靠近一些。
她将脸颊贴近布包，用尽全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想把整个故乡都吸进肺里。那一刻，她脸上露出的不是微笑，而是一种孩子回到母亲怀抱般的、极度满足与安详的表情。
然后，她缓缓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于凤至最终被安葬在洛杉矶的玫瑰山公墓。
她早就为自己和张学良修好了合葬墓，墓碑上刻着“张于凤至之墓”。可在她的墓穴旁，那个本该属于张学良的位置，却永远地空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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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等了一辈子，最后，连一个合葬的念想，都落了空。
消息传回北京，郭维城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言不发。这场与死神的赛跑，终究是输了。
一年后，张学良终于获得自由。在夏威夷，有记者问起于凤至的遗愿，他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吐出几个字：
“没赶上她。”
一句“没赶上她”，道尽了所有的亏欠、遗憾和物是人非。从1936年西安一别，到1990年天人永隔，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错过了整整五十四年。
如果当年于凤至没有生病，没有去美国，而是一直陪在张学良身边，后来的历史会不会不一样？或者说，如果没有赵一荻，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结局，会是另一个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