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北京305医院病房。枯瘦的手背上插着输液管，周恩来费力地抬起眼皮，望向哽咽着喊“总理”的年轻警卫员和身旁众人，声音轻得像一缕烟：“不做事了……你们不要再叫我总理了。”
这句话让满室医护人员瞬间泪崩。
彼时他的体重仅剩61斤，癌细胞吞噬着肝脏，但更重的是压在心头的三个字——总理。
二十六载春秋，这个称呼早已融入血脉，此刻却成了他无法承受之重。
“大鸾”与“总理”：两个名字的使命接力
1898年3月5日，江苏淮安驸马巷的周宅里，产妇万氏梦见神鸟入怀，诞下男婴。家人按绍兴祖俗，为长子取名“大鸾”——传说中象征祥瑞的凤凰类神鸟。这个乳名承载着平安成长的朴素祈愿，却暗合了他未来展翅九天的宿命。
五十七年后，中南海西花厅的深夜。邓颖超将热茶放在丈夫案头，瞥见文件页眉“粮食调拨计划表”上密布的红笔批注。她轻声提醒：“大鸾，三点了。”周恩来揉着太阳穴苦笑：“现在全国人叫我’总理’，这名字比千斤担还沉啊。”
此刻他正计算着江西调往四川的2.5亿斤救命粮，笔下每一个数字都系着千万饥民的生死。从祥瑞“大鸾”到负重“总理”，两个名字划出一条贯穿生命的弧线：前者是家族的祝福，后者是人民的托付。
二十六载“小名”：人民口中的千钧重担
这番机智回应背后，是周恩来夫妇对职务的敬畏。
“总理”二字于他，从来不是尊荣而是战位：
雨中的伞：1958年黄河洪灾，他冒雨站在郑州堤坝上。秘书要打伞，他推开：“群众都在淋雨，我为什么特殊？”
油污的手：视察太原钢厂时，他紧握工人史悠国沾满油污的手：“小伙子，没关系！”那双手传递的温度，让“人民总理”四字有了血肉。
手术前的20天：1975年3月，癌症晚期的他在术前抢救般工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会见五国政要、批阅积压文件。医生举着X光片哀求休息，他只说：“叫我总理一天，就要负一天责。”
最后的告别：当61斤身躯卸下千斤重担
1975年9月，最后一次手术前。秘书含泪念各地慰问信，当听到陕北老农“请总理喝碗小米粥”时，他忽然流泪：“我辜负了人民……这副身体，扛不动’总理’的担子了。” 病房陷入死寂，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答声。
三个多月后，当哀乐响彻长安街，百万民众在寒风中送别灵车。他们举着的白幡上，“总理”二字被泪水浸透。联合国降半旗时，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解释：“没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像他，一生无子女、无存款，却哺育了整个民族。”
邓颖超在追悼会上抚摸骨灰盒低语：“大鸾，现在你可以休息了。”
【参考资料】《周恩来年谱（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英·韩素音著）《党史纵览》2008年第3期《周恩来的乳名与家世》《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周恩来反对官僚主义论述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