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象征着中美关系从长期对峙走向接触与沟通，标志两国外交正式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彼时的北京会谈紧凑而审慎，双方在诸多原则问题上互探底线、寻找交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周恩来总理讨论建交相关议题时，尼克松还提出了一个颇为具体的人道关切：希望中方释放两名被拘押的美国人，一名叫约翰·唐奈（又译唐奈），另一名是理查德·费克图。
为此，尼克松放下身段，先正面承认两人在华确有违法行为，态度上强调尊重中国法律。他随即转入情感层面的劝说：唐奈有位年事已高的母亲，七十有六，期盼在有生之年再见儿子一面；费克图身患疾病，家属焦灼挂念，希望他能够尽早回到家庭。言辞间既有政治考量，也包含人道诉求，力图为两人争取宽大处理。
周恩来在认真听取美方陈述后，从人道主义出发，同时也为体现中美改善关系的诚意，原则上同意酌情从轻处理，并指示相关部门依法审查、区别对待。随后两人依据罪行轻重先后获释。尼克松获知消息后十分振奋，连声称赞周恩来是“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这也成为会谈气氛缓和的一个注脚。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又犯下何种罪行，以至于要由美国总统亲自出面交涉？故事要回溯到二十年前的一起大案。
新中国初建之时，面临复杂的安全形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破坏，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不愿看到新政权的稳步发展。彼时我国反间保密体系尚在起步阶段，台湾与美国方面多次派遣特务渗透内陆，肃反斗争频仍。1952年，公安机关在东北地区侦破一起重大的美国间谍案件，成为当年保卫战线的关键战果之一。
案件起因是中央公安部电令东北方面：在长白山一带捕捉到来源不明的电波，疑似对外发报。地方随即展开排查，评估该地是否存在移动电台与特务据点。长白山地广林深、气候严酷，积雪封山的环境为隐蔽活动提供了天然屏障。再加上美方小型电台技术先进，侦测难度陡增。然若不能尽快查明并拔除该秘密电台，我国在抗美援朝的关键阶段就可能遭遇军事与情报上的严重风险。
随着侦查深入，情报逐步汇拢：有人两度听见夜半飞机轰鸣；猎人于密林中发现印有外文的罐头盒；还有五名身穿志愿军军装的男子搜购山民物资。这些线索互相印证，显示敌特已潜入该区，而且试图伪装成志愿军行动。在当时，能以空投方式将特务投放至此者，除与志愿军交战的美军外别无他选，敌情基本明朗。
在上级统一指挥下，东北军区公安部负责人谭友林部署反特行动：以发现异物区域为中心展开地毯式搜寻，在通往山地的要道设卡盘查，形成内紧外堵的围剿态势。一方面向敌暗示“行动已暴露”，迫使其消耗与失误；另一方面利用其物资有限的弱点，切断补给、困而歼之。策略很快见效，一名身着志愿军军装、配戴手枪的男子前往当地公安机关自首，自称李军英，代号5774，隶属美国驻日情报机关。
经详审，案情轮廓逐渐清晰：李军英与另一支五人小队在“文世杰”（化名）的带领下空投入境，另有同类小队在相邻区域潜伏。他们自架电台，直接与驻日美方间谍机关联络，任务是于东北构建“游击基地”，长期刺探军政情报，并在必要时破坏机场等军事设施。值得强调的是，这批人员多为台湾方面的中国人。鉴于美国人易被辨识，CIA倾向吸收原国民党系统人员充当眼线与破坏力量。
按计划，特务在完成情报搜集后需择路赴日复命，预设了三条撤离通道：其一以“空取器”对接运输机离境；其二经上海海空口岸；其三由香港出海。上述供述一旦核实，将为全盘摧毁网络提供“钥匙”。谭友林遂令反复校核口供，筹划围歼与堵截路线，强调尽量活捉，以便获取更上层线索。
多部门协同推进下，两支小队相继瓦解。除两名顽抗者就地击毙外，其余悉数被擒。复核审讯表明，各人证词与李军英供述基本吻合。与此同时，化名“文世杰”的张载文提供关键情报：六天前与驻日美方机构有过电联，按规定每七日需复电一次，眼下仅剩最后一天。指挥部立即决策“放长线，钓大鱼”——借敌对我全歼不知情之隙，诱使美机进入预设空域，伺机将其击落。
第七日，俘获特务牛松林以张载文名义用台复电，按指示编发“合逻辑”的战果与困难。美方未觉异样，催促其“速返”汇报。牛松林旋即回电称：东南沿海戒严，无法经上海与香港撤离，申请美方派机实施“空取”。驻日机构迅速应允。东北反特联合指挥部择定伏击空域与简易起落点，诱使对方按“预报坐标”进入杀伤圈。
严寒中，部队完成对空火力展开与伪装。先至的是一架美军运输机，在目标上空盘旋后投下大包裹与两份命令即离去。第一份为嘉奖文书，意义有限；第二份详述“空取”流程：先试飞，后实施。可见对方警觉性甚高。谭友林权衡战机，决定试飞阶段即行击落，避免生变。其后敌机第二次返场，投下照明弹并由北向南俯冲，至距场约二百米高度时，我方高射炮、重轻机枪同时开火，将其击中。飞机撞树后解体坠落，四人中两死两生，还未来得及销毁证物，现场即被控制。
起初，两名幸存者坚称自己是民航公司雇员，执行赴朝鲜接运飞行员的任务，因迷航误入中国。然而，随着此前被捕特务的指认与证据链完善，谎言难以为继。一人供述自己为约翰·唐奈，年仅二十二岁、耶鲁高材生，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此次渗透行动的策划与主导者，“文队”亦由其亲定。另一人理查德·费克图，波士顿大学应届毕业生，同为CIA遴选成员，在行动中扮演从犯。
我国司法机关依法审理：唐奈以首犯论处，判处无期徒刑；费克图以情节较轻，判二十年徒刑。案件通过国际媒体公布后，美国政府却公开否认两人与CIA的关系，宣称他们为驻日陆军部的文职人员，且已于1952年某次飞行中“牺牲”。这种“硬拗”不仅推诿责任，亦试图将问题引向中方“非法囚禁”。但在证据确凿与口供完整的现实面前，该说辞难以自圆其说。
美国舆论压力与外交攻势并举，甚至一度将此案与朝鲜战俘问题强行捆绑，扬言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周恩来明确表态：审判美国间谍乃中国内政，须依中国法律办事；对危害中国安全的外侨依法判刑，同时对改造表现好的个体可作区分对待。美国又转以联合国秘书长名义斡旋，要求“人道释放”。1955年，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与周恩来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坚持独立自主处理的原则，同时在主权与法律框架下表示允许间谍家属来华探视。
此举一石数鸟：既给了联合国方面必要体面，也以事实反击美国媒体对“中国虐囚”的抹黑。美方起初以各种借口阻挠家属来华，但拦不住当事家庭的意愿。其后，两人的亲属先后到访，见到被拘者接受文化与政治学习，有专人谈心疏导，起居有序，家属总体表示安心。与此同时，美军内部也曾构想以特种兵营救的极端方案，但因风险过高被终止。
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在多轮会谈中持续以“战俘”叙事施压，试图模糊两人与CIA的真实关系。周恩来直言，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战俘，而是特务，性质截然不同。由于理由不足，美方的外交攻势始终未获实质进展。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出现突破；结合两人家属困境与健康因素，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先后予以释放，成为推动双方关系解冻的具体举措之一。回国后，唐奈重返校园，于哈佛攻读法学博士，后在美国某州担任律师并晋任法官，专办青少年案件，生活步入正轨。1983年，他携妻子与孩子重访中国，受到礼遇，游历多座城市，颇具象征意义。费克图因罪责较轻，获释更早；返美后先任假释官，便于照拂双亲，继而回到母校波士顿大学出任体育事务副主任，人生轨迹也渐趋平稳。
回望此案，从长白山密林中的微弱电波，到严寒雪野里的伏击火网，再到国际舆论与多轮斡旋，它既是新中国早期反间斗争的缩影，也是大国博弈、人道议题与外交策略交织的生动案例。最终的处理，既守住了法律与主权底线，也为后来中美关系的开启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