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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门那一刻，没人敢拦。
警卫愣了，秘书愣了，连总理都一时停了笔。
一个老太太，年纪奔着80去了，清晨六点半，没通报，不打招呼，直接闯西花厅，还一句废话没有，开口就问：“我到底算啥级别？我该住啥样的房子？”
这话问得直，问得猛，也问得让人心里一震。
老太太叫王定国，是谢觉哉的妻子。
谢觉哉谁？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党内资历老得不能再老。
可这事儿跟谢觉哉没多大关系，她不是来“凭老卖老”的，她不是为谢觉哉来争待遇的。
她是为她自己来问句明白话，她心里那根弦绷了太久，今天非要找总理掰扯明白不可。
这事儿得倒回去说。
王定国四川人，小时候家里穷，差点当了童养媳，要不是舅舅把她救出来，她的人生早就被定了型。
后来她加入红军，那年她才十几岁，还是个小姑娘。
长征路上她干的是宣传工作，还负责照料伤员，最狠的一次是把自己仅有的棉被给了重伤员，结果自己脚给冻残了，几个脚趾头没了，从那以后走路就一瘸一拐。
可她从没喊过痛，也没往后退一步。
她跟谢觉哉成亲是在延安，两人一块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
谢觉哉是那种不多话的人，但骨子里硬，王定国也一样。
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普通战士，哪怕后来谢觉哉当了部长，她也从没觉得自己能沾什么光。
谢觉哉走得早，七一年初的事。
那时候王定国年纪也挺大了，组织上考虑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就安排了套房子，条件不错。
可她心里不踏实。
她觉得自己不是高干，谢觉哉也没在世了，凭什么她能住好房子？她觉得这不是照顾，是特权。
她不想要。
她跟组织上讲过几次，说她不想住，说她觉得不合适。
但没人敢拍板。
谢觉哉的夫人，老革命，这事儿谁也不敢随便处理。
她一咬牙，决定亲自去找总理说。
于是就有了那一幕。
她不打招呼，直接进了西花厅。
她不是来撒泼的，也不是来闹事的，她是来讲理的。
她坐在总理对面，眼神很直接，说：“我这房子，是不是不该分？”她不拐弯抹角，也不摆姿态，她就是想听句明白话。
总理没立刻回答。
他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
总理知道王定国是个什么人，她不是想要闹，她是真纠结。
她这一辈子都按革命的规矩活，从没给组织添过麻烦。
现在这点事，她之所以亲自来问，是因为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总理说了句：“你不是在争待遇，你是在守规矩。”
王定国听了，没吱声。
她心里其实也明白，总理也看得出来，她不是怕苦，是怕别人觉得她走后门。
她怕的是坏了规矩。
总理最后给了个折中的办法：不强留她住那套房，也不让她自己去住哪儿都不管。
组织会再安排一处合适的房子，不是“特殊照顾”，就是普通安排，跟其他老同志一样。
这样既不让她觉得特殊，也不至于让她住得太苦。
王定国点了点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她后来确实搬了家，住的是一处条件一般的房子，老旧但干净。
她从不在人前提这事，也从不拿自己当“烈士家属”。
她儿女都知道她的脾气，谁也不敢替她争什么“待遇”。
其实她不是不知道这年头讲究点照顾，但她心里那杆秤始终没歪过。
她说过一句话，说：“革命就是清清白白的事，不能掺水。”
这话她不是对别人说的，是自个儿心里头念的。
王定国活得挺长，晚年身体不太好，但她一直独立，能自己做饭就不让人帮忙。
她不爱上电视，不接受采访，哪怕有人想写她，她也一口回绝，说她自己不是什么光辉榜样，就是个普通人。
这事在当时没太多人知道，后来是秘书在回忆录里写出来的。
写得不多，就几页纸，说的是总理那天看着王定国走出西花厅，站了好一会儿没说话。
说起来，这事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也没有什么激烈冲突。
可就是这场不动声色的“闯入”里，藏着那个年代最硬的骨头。
王定国后来一直没再提房子的事。
她说：“这事总理讲得明白，我就不说了。”
参考资料：
《谢觉哉年谱》，人民出版社
《王定国口述历史》，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西花厅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传（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