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湖南发来急电——”1962年11月22日，北京中南海，身旁的秘书压低嗓音，把一份电报递到毛泽东案头。夜色沉沉，屋里只剩煤油灯的暖黄，毛泽东读完短短数行，沉默片刻，长叹一声：“寄五百元，另外，请他们把老人家和开慧安葬在同一处。”
噩耗来自平江县板仓。逝者向振熙，毛泽东曾亲切称她“向夫人”——岳母。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很少流露私情；这一次，他的眼眶明显湿润。理由并不复杂：向振熙不仅是杨开慧的母亲，也是他在青年时代最早感受到的那份“母亲般的温热”。
把时间拨回到1890年代的湘北山乡。与大户小姐的精致不同，向振熙生来朴实，做得一手好杂粮饭，还懂纺纱织布。18岁那年，她嫁给热衷科举、屡考不中的书生杨昌济。两人合计过日子：她负责撑起家，他安心攻读。村里老人说，谁家夜里灯火最亮，谁家孩子将来有出息；而板仓最亮的那户，正是向振熙家。杨昌济后来成了北大教授，写下“欲求文明之进步，必以教育为先”的名言，不可否认，背后那盏灯是她点的。
向振熙懂得教育的重要，也敢于实践。丈夫远赴日本留学时，她40出头，硬是带着孩子走进私塾。乡亲嘀咕：“女人念书像什么话？”她笑笑不回应。十年独扛家计，她没倒下，这段经历恰好成为杨开慧性格里那股倔劲的源头。后来杨开慧被捕，敌人威逼利诱，她头也不低，多少能看见母亲影子。
1913年，杨昌济学成回国，在长沙当中学堂长。那一年，毛泽东刚十九岁，常到杨府借书、聊天。向振熙发现这个高个子小伙子冬天只穿单衣，便悄悄缝了件棉袍塞给他。“小毛，天冷，别逞强。”这句家常话，被毛泽东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回忆：“向夫人待我如子。”或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发展，比旁人想象来得自然。
向振熙的善行不止于家门。1901年大水灾，成群灾民来到板仓讨饭，她把家中仅存的几石米分了大半。五岁的杨开慧帮着端碗，那副情景深深印在童年记忆里。史料显示，后来她对弱者格外敏感，并非偶然。值得一提的是，杨家院子还有位哮喘老头杨乐初，衣不蔽体，向振熙隔三差五送菜、送柴。老人常说：“这位嫂子，比亲闺女还亲。”口碑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1918年夏天，杨昌济确诊肺疾，住进长沙湘雅医院。向振熙整宿守在床前，毛泽东和蔡和森轮流陪护，喂药端水。有一次，毛泽东对向振熙说：“我来换班，您歇会儿。”她摆手：“你们年轻人也累，先去吃口饭。”不长的话，却折射出她那种不愿麻烦别人的性格。9月，杨昌济去世，葬礼费用短缺，向振熙把亲友慰问金剩下的一半交给毛泽东：“你们要办书社，拿去用。”没有豪言壮语，却解了燃眉之急。
时间进入1930年。长沙法场寒风呼啸，杨开慧牺牲消息传到板仓，向振熙当即昏厥。她从痛苦中挣扎醒来，对自己说：外孙们还在，需要人照料。随后，她带着毛岸英、岸青、岸龙辗转乡间躲追捕。有人劝她：“随便找个地方安稳过吧。”她摇头：“我得替女儿把孩子看大。”一句话扛过十几年风雨。
解放战争尾声，板仓已是白发苍苍的向振熙。1949年8月，解放军进入长沙，乡亲们敲锣放鞭庆贺。她激动得直掉泪：“我能活到这天，值了。”毛泽东很快派王稼祥夫人从北平带礼物探望。皮衣料子、茶叶、参茸，价值并不算奢华，却表达了心意。老人受宠若惊，推辞进京：“我在老屋挺好，事情别让润之操心。”毛泽东没勉强，叮嘱照顾到位即可。
1950年5月25日，向振熙八十寿辰，毛岸英代表父亲回乡。席间，老人只提出一个要求：“借十万元老币，先把债还清。”按当时汇率折合不过数百元新币，却解决了她多年心结。毛岸英记在本子上，回京即交给父亲。一个月后，钱款由湖南省财政厅拨到板仓帐面，一分不少。
1960年寿宴，又到了。毛泽东送去二百元，另附书信，请堂妹杨开英转交，并强调“送钱或买礼，都听你安排”。有人不解为何找堂妹，内幕其实简单：杨开智多次写信求高位，毛泽东不便满足，只得保持距离，但对向振熙的孝心丝毫未减。
两年后，向振熙与世长辞。平江县城聚满送行人群，不仅因为她是“主席岳母”，更因为几十年来饥年济困的口碑。毛泽东指示：与开慧合葬。随信寄去五百元，用于当地悼念。五百元在1962年绝非小数目，中南海日常开销也得精打细算，可毛泽东没有犹豫。
向振熙安静长眠于女儿墓侧，墓碑上，毛泽东题写《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后人往往只读到词，却容易忽略在这首词背后，毛泽东对岳母那份缅怀——字字含泪，情出本真。
若将向振熙的一生拆解，会发现三个关键词：勤俭、善良、担当。她没有站在讲堂上阐释革命道理，却以最平凡的举动，为后辈垫起精神台阶。毛泽东说：“她替我们点了灯。”灯火虽微，却照见人间温度，也照见那个时代普通女性的坚韧。这样的光，够穿越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