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日，周总理正忙于在北京中南海处理国家事务时，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毛主席在信中告知他，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总理赴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一系列重要协议，并要求在五天内完成交接工作，尽快动身。这封电报让周总理深感事态紧迫，但他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一片废墟，他肩上的责任沉重且繁杂，每天都要处理无数的事务。如果他离开，国内的政务将无人可依。而且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情况下，若发生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应对，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极为艰难。然而，毛主席似乎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在电报末尾，他提到了一个代理政务院总理的合适人选。当周总理将这一建议带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时，大家一致认同这个提议。在集体的支持下，周总理终于放心地准备启程赴苏，确保国家工作能够在他的暂时离开期间顺利运转。那么，毛主席为何需要周总理亲自前往莫斯科？毛主席钦点的代总理又是谁呢？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然而毛主席却急匆匆地于12月6日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由于此行匆忙，毛主席只带了随行秘书陈伯达、警卫汪东兴、机要叶子龙和翻译师哲。12月16日中午12点整，毛主席准时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并在苏方领导的陪同下，乘专车前往斯大林的第二别墅。表面上，毛主席此行是为了祝贺斯大林七十大寿，但实际上，这次访问的重点是与苏方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毛主席。两人见面后握手寒暄，气氛温馨。交谈中，斯大林问道：“你来莫斯科一趟不容易，咱们这次能做些什么呢？中方有何新的想法？”毛主席毫不含糊，直接指出：“我们此次来莫斯科，是希望双方通过协商，签署一份不仅好看，而且实用的条约，为两国合作奠定基础。”毛主席的这一表态，实际上是在提醒斯大林，双方应当签署一个既具有象征意义又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协议。斯大林听后深感赞同，并迅速准备相关事宜。
然而，由于毛主席此行准备匆忙，而且身处苏联，他意识到许多工作可能存在疏漏。于是，毛主席提议邀请周总理一同前来，协商并完成条约的签署。周总理不仅是政务院总理，还兼任外交部长，他的身份和经验使得他成为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苏方对此提议表示欢迎，认为邀请周总理是最为合适的。12月21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剧院出席了斯大林的70岁寿辰庆祝大会。庆祝会结束后不久，他便向周总理发出电报，邀请他前往苏联。收到电报的周总理心中十分矛盾：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政务繁忙，自己正全力应对许多问题。如果此时离开，国内将面临无主之局，许多工作难以交接，局势可能因此恶化。而且，周总理的健康也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中受到了影响。毛主席深知这一点，但当时新中国的人才极为匮乏，周总理几乎是唯一能胜任此任务的人。经过深思熟虑，周总理决定接下这个重任，并迅速将工作交接给毛主席推荐的董必武同志。
董必武，这位革命元老资历深厚，经验丰富，成为了临时的代理总理。董必武生于1886年，湖北一个书香家庭。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的熏陶让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7岁时，他考中秀才，前途可期。然而，目睹清朝的腐败后，董必武决定放弃仕途，投身救国事业。1911年，他参与了武昌起义，并加入了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董必武的革命历程充满了坎坷与坚持。在五四运动中，他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反帝爱国运动。1921年，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并与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董必武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组织经验。1935年，他和红军一同走完了艰苦的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国内的宣传工作，还积极联系海外华侨，争取国际支持。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虽然年逾花甲，但依然不辞辛劳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1950年，尽管年事已高，董必武在代理总理期间，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迅速解决了许多紧急问题。面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春荒，他和各部部长紧急部署了救灾措施，调拨大量粮食，帮助灾民度过了难关。同时，他还参与了《婚姻法》和《人民法庭组织原则》的修订，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董必武在代理总理期间，仅仅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却高效地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1950年3月9日，董必武将这段期间的工作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报给中央，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的辛勤工作不仅确保了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转，还为周总理顺利完成与苏方的协议提供了坚实的保障。1975年，董必武因病辞世，享年90岁。毛主席得知此消息后十分悲痛，整日未曾进食，表示对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深切悼念。董必武的一生，是革命的缩影，他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和建设奉献了一切，直至最后一刻。他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中，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