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同志，朝鲜那边打起来了。”1950年深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管理员老张推了推眼镜，将报纸展开，轻轻摊在木桌上。正在低头忙着糊纸盒的溥仪，手指一颤，沾上了纸板边缘的浆糊，几滴浆糊滴落在了他藏青色的棉衣上。这个四十四岁的前清逊帝，突然间站起身，囚室里弥漫着棉絮的气味，衣襟撕裂的声音响起——他竟当众撕开了自己衣襟，从内里掏出一枚温润泛黄的玉石印章：“烦请转交政府，权当给前线将士添件冬衣。”这一刻，溥仪的举动显得格外突兀而庄严，仿佛在这一小小的动作中，他寄托了对历史与命运的某种微妙回应。
九个月前，溥仪刚刚从苏联被移交回国时，依然蜷缩在囚车的角落，身体因寒冷和不安而不断颤抖。1945年8月19日，沈阳机场的那场突如其来的遭遇，使他与486件珍宝一起被苏军截获。那时，他的西装内袋里藏着三条印章，而其中最为珍贵的田黄冻石，历经多年风霜，依旧保留着乾隆皇帝曾经把玩的光泽。溥仪此时难以想象，这些古老的宝物竟成了他生死存亡的关键筹码。
“求您给斯大林同志带句话，我愿永远留在苏联。”1949年冬天，溥仪得知自己可能被引渡回中国时，抓住了苏联翻译官的袖口，声音颤抖、苦苦哀求。这个曾经在伪满皇宫里连衬衫的纽扣都要仆人帮他系的皇帝，此时的他，额头紧贴着冷冰冰的铁桌，浑身散发着一种绝望的气息。两次申请滞留被拒后，1950年8月1日，当他被迫移交到新中国时，他蜷缩在闷罐车内，低声自语：“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不知我有没有这个福分。”
然而，新中国的监狱，彻底颠覆了溥仪的所有预期与想象。管理干部虽然没收了他藏在牙膏里的翡翠扳指，却在其他方面给予了他出乎意料的细心与关照——换洗衣物被叠得整整齐齐，侄子不再像以往跪拜请安，反而耐心地教他如何缝补袜子。某天，当溥仪享用到早餐中多出来的一个鸡蛋时，炊事员笑着解释道：“今天是国庆节，毛主席说要改善伙食。”这时，这个曾背得滚瓜烂熟《清室优待条件》的前皇帝，第一次听到了“保家卫国”这个词汇，心中不禁涌起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
捐献三链章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周总理特意叮嘱：“要给他开收据，盖政务院大印。”故宫的老专家们看到这块田黄石时，纷纷赞叹：“整块石料镂出三条活链，雕工堪比半座颐和园。”这些话传到溥仪耳中时，他正蹲在菜地里拔草，忽然想起1932年自己坐火车去长春当“执政”的那个夜晚，身上紧贴着的正是这枚印章——它曾是伪满国书上的印章，如今，却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护身符”。
在寒风刺骨的东北，鸭绿江畔的炮声愈发凶猛，捐献的热潮席卷了全国。上海的银行家们捐出了整支飞行大队，豫剧名角常香玉带着戏班子连演178场，甚至连辽宁的小学生也捐出了三年来积攒的零花钱。最感人的，是湘西山区的捐献行动，赶尸人将祖传的桃木剑熔成铜，老道士更是把百年铜磬献了出来。当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学习《谁是最可爱的人》时，溥仪在笔记本里歪歪扭扭写下：“原来皇帝不如抬担架的老汉。”这些朴实的话语，正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写照。
改造干部的皮靴声在走廊回荡，溥仪不由自主地摸向空荡荡的内衣口袋。他渐渐习惯了每天清晨六点排队打饭，学会了用缝纫机补裤子，甚至能在文艺汇演里客串个小角色。某天，当他整理日伪档案时，看到“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的记录，他猛地冲进厕所，痛苦地呕吐了半小时。回到管理所后，他将《我的前半生》的草稿撕得粉碎，管理所长默默递给他糨糊：“粘起来，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
1959年那个雪雾弥漫的清晨，当溥仪看到特赦令上“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时，五十三岁的他愣住了，甚至把眼镜腿掰断了。他蹲在礼堂角落里放声大哭，那一刻，他的眼中充满了与三十年前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时完全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是，这次有人递给他热毛巾，还有人拍着他的背，温声说道：“老溥，明天帮我修修收音机吧。”
傍晚时分，故宫神武门下班的讲解员时常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站在乾隆朝文物展柜前发呆。玻璃反射中，他手中的三链章金丝楠木盒映出他花白的鬓角。某次，游客问起这件国宝的来历，老人扶了扶眼镜，低声说：“捐宝的人啊…后来学会了自己钉纽扣。”说完，他快步走向景山，那是曾经祖辈指点江山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老百姓散步的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