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一：1983年为庆祝大阪城建城400周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借展兵马俑的请求。当时中日建交刚满十年，中方最终同意出借一尊保存完好的“军吏俑”（又称将军俑），该俑高1.92米、重约300公斤，属8000多件兵马俑中仅存的几十尊高级军官俑之一。11月23日下午，一名日本男子突然冲进展厅，高喊“中国文物不配在日本展出”，翻越护栏后推倒兵马俑，导致其当场碎裂。最终该俑由100多片碎片复原，耗时数年，且部分彩绘层永久性丢失。
故事二：1994年8月，越王勾践剑应新加坡邀请参加“战国楚文物展”，这是该剑首次出国展览。布展或撤展时，剑身卡在玻璃展柜缝隙中，工作人员强行拔出，导致剑刃被有机玻璃划出长约0.7厘米的明显裂痕。碎片由中方专家带回修复，但损伤无法完全恢复。
故事三：2017年12月，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兵马俑遭24岁青年迈克尔·罗哈纳（Michael Rohana）破坏，其掰断并盗走一尊“骑兵俑”左手拇指。罗哈纳在参加博物馆晚间派对时，利用展厅未完全关闭的漏洞进入展区。监控显示，他用手电筒观察兵马俑手指后，站上陈列台自拍，最终从修复粘接处掰断拇指并带走。2018年1月博物馆发现拇指丢失，FBI通过指纹和录像锁定罗哈纳，在其家中找回被盗拇指，受损兵马俑拇指经修复后仍存永久性损伤。
通过以上三个故事说明：文物在出境展览过程中会因主观、客观诸多不可控因素对文物造成永久性损伤，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
下列文物被禁止出国展览：历代出土古尸、宗教场所的主尊造像、质地为象牙、犀角的文物、元以前书画、丝作品、宋、元有代表性的孤品瓷器。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此目录出台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章第四十九条，即“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出境展览。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目录，由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公布。未曾在国内正式展出的文物，不得出境展览。”
2012年6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关于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的通知”，其中37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
至此，我国现有195件（组）文物被明令禁止出境展览。
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文物，距今约6000年，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并于2003年被列为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陶缸材质为夹砂红陶，整体呈直筒形，高47厘米，口径约32.7厘米，底径19.5-20.1厘米；敞口圆唇，深腹平底，底部有一穿孔便于排水，近口处有四个对称的鹰嘴形泥突，用于固定绳索。其设计兼具实用性与葬具功能，作为瓮棺使用时，曾容纳成人尸骨，且多数瓮棺朴素无彩，此缸的彩绘装饰极为罕见。
缸外壁绘有一幅纵37厘米、横44厘米的彩绘图，分为两组：左侧为一只白鹳，昂首挺胸，细颈长喙，六趾抓地，通体洁白，仅以墨线点睛；鹳嘴衔一条大鱼，鱼身以墨线勾勒轮廓并填白彩，辅以黑线描绘腮鳍，显得僵硬无力，与鹳鸟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长椭圆形、圆弧刃，用墨线勾勒后填白彩；斧柄木制，端部有方形凸起类似剑首，中部绘黑色交叉符号，柄部缠绕编织物并刻有未知符号，象征固定与防滑。
画面采用多种技法：鹳鸟以“没骨”画法整体涂抹白色，表现羽毛柔和；石斧和鱼则用“勾线”画法以粗线勾勒轮廓，再填充色彩，类似后世中国画的“填色”技法。此画被视为中国画的雏形，不仅构图和谐、色彩古朴，还通过鹳鸟的动态与大鱼的僵直营造戏剧张力，体现了原始绘画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作为迄今发现最大、最早的原始彩陶画，它提供了研究石斧安装与原始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
学界普遍认为，鹳可能代表本氏族图腾，鱼象征敌对氏族，石斧则是权力标志，画面记录了部落战争或征服事件，以纪念首领功绩；另一种解读强调其反映渔猎生活，石斧象征劳动工具，表达先民对耕作的敬仰与审美。陶缸作为葬具的特殊性，暗示其用于部族首领，体现了原始社会的宗教意识与氏族文明。
该陶缸的出土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成为研究仰韶文化葬俗、艺术演变的焦点，其独特画面被赞为“远古陶工杰作”，直观展示了6000年前人类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现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它不仅印证了原始绘画的成熟度，还为探讨新石器时代技术与文化提供了核心实证。
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被视为中国原始艺术的巅峰之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陶鹰鼎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高35.8厘米，口径约23.3厘米，整体造型为一只敛翼站立的雄鹰，设计巧妙、比例协调，将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融合。
它是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唯一以鸟类为造型的作品，展现了6000多年前仰韶先民精湛的技艺，鹰眼圆睁、姿态威猛，细节处理彰显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生物的观察力。
自发掘后，陶鹰鼎一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被列为研究仰韶文化葬俗的核心物证。其作为瓮棺的用途（用于容纳成人尸骨）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但此鼎的独特造型远超普通葬具。
陶鹰鼎最后一次出境在1993年，由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挑选，送往瑞士洛桑展览以辅助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此后永不再出国。
后母戊鼎（曾称司母戊鼎）是中国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铸造的青铜礼器，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重832.84公斤，为现存最重的古代青铜器。鼎身饰兽面纹、夔龙纹，腹内铸“后母戊”铭文，代表商代青铜铸造巅峰工艺。
后母戊鼎为商王祭祀母亲“戊”所铸，体现“藏礼于器”的礼制传统，兼具权力象征与宗教功能。
后母戊鼎纹饰的宗教与权力象征：兽面纹（饕餮纹）：鼎腹主体饰双目凸出、獠牙外露的兽面，象征神权与威慑力，线条刚劲且层次分明。夔龙纹：环绕鼎身辅助兽面纹，以抽象龙形表现流动感，常成对出现形成对称布局。虎食人纹：鼎耳侧面浮雕猛虎噬人场景，可能与祭祀仪式或镇邪信仰相关。
巨型器物的浇铸挑战：需同时熔化约832.84公斤铜锡铅合金（铜液温度需保持1080℃以上），对鼓风设备、燃料供给和熔炉容量要求极高。鼎身通过地坑式浇铸一次成型，内范与外范组合后留出浇口与排气孔，数千度铜液需快速注入且避免冷隔缺陷。
鼎身纹饰使用多块陶范组合成型，范线痕迹显示其腿部与器身为整体铸造，而复杂的兽头装饰通过分铸法焊接完成。
利簋是中国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被誉为“镇国之宝”，于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现永久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造型独特，上部圆形、下部方形基座，体现了西周“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作为簋器，它主要用于盛装稻粱等食物，兼具祭祀礼器功能。在装饰上，簋身饰有饕餮纹、夔龙纹及云雷底纹，展现了西周早期青铜铸造的高超技艺。
该文物出土于一处西周窖藏，共151件青铜器伴生，之所以称为“镇国之宝”，其核心价值在于簋底铸有的33字铭文。这段铭文精确记载了周武王在甲子日清晨发动牧野之战，一举灭亡商朝的过程，是目前唯一与《尚书》等文献完全吻合的同期实物证据。铭文提及“岁星当空”的天象，结合天文历法，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提供了关键依据。
No005:大盂鼎
大盂鼎是中国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铸造的青铜礼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是西周早期体型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鼎身厚重雄伟，立耳微外撇，腹部呈垂腹状，下承三蹄足，体现了西周青铜器的典型式样。
大盂鼎颈部饰带状饕餮纹（兽面纹），线条刚劲有力；上部辅以浮雕饕餮纹，底部衬云雷纹，形成层次分明的“三层花”装饰体系，彰显神权与威慑力。
大盂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历经波折（如被土匪抢夺、贱卖），1951年由收藏家潘达于无偿捐献国家；1959年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大克鼎并称“海内三宝”。
大盂鼎内壁铸有19行291字铭文，采用西周金文风格，字体端庄古朴，书法艺术价值极高。铭文完整记录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对贵族盂（或“鱼”）的册命训诰：回顾文王武王立国经验，告诫效法祖先、辅佐王室。提及商朝灭亡与禁酒教训（如“商朝亡于嗜酒”），反映西周礼制改革。该铭文为研究西周政治制度、分封体系及社会文化提供一手实证，是确认牧野之战时间（约公元前1046年）的关键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