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上海，黄浦江水裹挟着硝烟，弄堂里的人们在物价飞涨与特务横行中煎熬。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距离这座城市彻底解放仅剩16天——但国民党当局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愈发疯狂。
5月11日，上海闸北宋公园刑场，枪声划破沉寂。汪炳真、朱大同、陈尔晋、王曼霞等10位革命者倒在敌人枪口下；而据上海解放后普查，从5月1日至27日，国民党在此分6批秘密杀害的革命者竟达43人，其中还包括王曼霞腹中6个月的胎儿。美国记者哈里森·福曼冒死拍下的镜头，将烈士们的坚毅与敌人的残暴永远定格，成为这段血色历史的铁证。
福曼的照片里，烈士们无一人屈膝。他们中既有深入敌人核心的卧底，也有振臂高呼的群众领袖，每一位都有着震撼人心的壮举。
陈尔晋与王曼霞夫妇堪称“潜伏双星”。黄埔军校毕业的陈尔晋时任国民党陆军第十三编练司令部上校副司令，妻子王曼霞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妻子影响，陈尔晋1949年1月秘密与中共上海局对接，计划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
5月初因叛徒出卖，夫妇二人被捕，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亲自审讯，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用尽，他们却始终未吐露半个字。临刑前，陈尔晋搀扶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在刑场高呼“毛先生万岁”，随后双双倒在乱枪之中。
孟士衡作为民主人士，曾参与策划“京沪暴动”以配合解放军攻城。被捕后，他在狱中写下绝笔信：“我为革命而成仁，死而无遗憾”，临刑前从容整理衣装，目光坚定。而汪炳真作为上海地下党交通员，负责传递沪宁杭地区的军事情报，被捕后特务从她身上搜出密码本，却无论如何拷打都无法逼问出解读方法。
这些烈士来自各行各业：13名中共党员、22名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8名国民党爱国官兵，还有从“重庆号”起义后继续策反工作的军官莫香传。他们中最年轻的钱凤岐仅24岁，年长的郭莽西已近半百，却都在生命最后一刻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记录下这惨烈一幕的哈里森·福曼，并非偶然路过的旁观者。这位美国记者早已与中国革命结下渊源——1944年他就曾穿越日军封锁线，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写下《红色中国的挑战》，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真相。
1949年5月，福曼以合众国际社记者身份驻守上海。他敏锐察觉到国民党当局“撤退前的屠杀”，利用外国记者的特殊身份，多次冒险跟随特务车辆前往刑场。据其回忆录记载，拍摄宋公园刑场时，他将相机藏在风衣内，趁特务换岗的间隙快速按下快门，“那些烈士的眼神让我震撼，我必须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勇气”。
与福曼并肩记录的还有美国《生活》杂志记者Jack Birns。他的镜头更聚焦于刑场周边的细节：带血的手铐、散落的传单、围观群众悲愤的神情。这些照片通过国际媒体传播后，彻底戳穿了国民党“和平谈判”的谎言，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枪声，宣告了独裁政权的道德破产”。
烈士们的牺牲，与上海地下党的生死较量紧密相连。1949年4月起，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组织9000余名党员、10万余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宋公园刑场牺牲的烈士中，不少人正是这场斗争的骨干——朱大同曾策反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多名警员，为人民保安队提供武器；刘家栋则负责保护铁路设施，阻止敌人炸毁火车站。
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当天陈毅市长就下达紧急指示：“立刻寻找烈士遗体，妥善安葬”。6月5日，除2名交通大学烈士遗体被校方迎回外，其余41位烈士的遗体被集体安葬于虹桥公墓，1950年迁至龙华烈士陵园。
1960年，宋公园扩建时，施工人员在东南侧挖出百余具带手铐脚镣的尸骨，经鉴定均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者，这段被掩盖的血色历史才完整浮出水面。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进驻南京路，商铺门口挂出“欢迎亲人”的横幅。此刻距离宋公园刑场的枪声仅过去16天。烈士们没能看到解放的曙光，却用生命照亮了曙光来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