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的重心，承担了全国六成以上的工业生产。尤其在棉纺业领域，年产量就占据了全国的70%。然而，这座繁荣的城市背后却暗藏着风暴。国民党政权已在战争中遭遇严重挫败，经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泥沼。金圆券在短短几个月内贬值超十万倍，米价飞涨至百万倍，市民们不得不带着捆绑成堆的钞票抢购大米，这一幕成为了当时上海社会的真实写照。
中共地下党及时传回情报，揭示蒋介石下令将20万精锐部队集结在上海至南京、杭州的地区，并企图凭借长江的天然屏障与坚固的防御工事，建立起“东方马奇诺防线”。面对这层层防线，毛泽东沉默片刻后，猛地按灭手中的烟蒂，坚定地说：“上海不是锦州，不能打成废墟！”
这一判断基于他对上海城市功能的深刻了解——上海当时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4%，金融业务量更是占到了82%，而其进出口贸易的比重高达九成以上。陈毅在接受任务后曾对第三野战军将领们表示：“解放军的刺刀或许能夺下上海，但我们如何保障热水瓶、电灯泡等基本民生设施的正常运转，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为确保城市能够恢复正常运行，陈毅亲自主持编写了《入城守则》。该守则规定了军队入城后的各项纪律，禁止使用重武器，要求官兵不住民房、不向市民借粮，甚至要求对“抽水马桶”的使用进行培训，细化到每一个细节。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是一场罕见的“瓷器店里打老鼠”式的精细作战。汤恩伯利用钢筋水泥工事构建的三道防线，几乎将整个城市变成了“东方马奇诺”：外围布满鹿砦与雷区，主阵地的防御由3800座美制碉堡组成，形成了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核心城区的20层高楼，如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大厦，成了敌人的制高点，架设了重机枪与迫击炮。
面对这样的防线，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创造性地采取了“多路穿插、迂回分割”的战术，一支部队为了保护杨树浦电厂，英勇突破五道铁丝网，阵亡将士的鲜血染红了电厂控制室的木质地板。同时，城市的地下战线也在悄然进行着。中共上海局策反的国民党警备参谋，将防御部署图缝在旗袍衬里送出；江南造船厂工人在特务的监视下，故意将舰炮仰角调整，导致黄浦江封锁火力网出现致命缺口。而最富戏剧性的是邮政系统的地下党，他们通过延迟投递命令，使得敌方54军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到达，给解放军卡住了敌军的咽喉要道。
这些隐形的战线让汤恩伯感叹：“共军不仅在陆上进攻，他们还从电话线里钻出来！”这场战役的史诗性不仅在于歼灭敌军15.3万，更因为它创造了一项战争史上的奇观：上海70%以上的工厂没有停工，高校的图书馆藏书完好无损，甚至连赛马场的赛马会也如期举行，直到解放三天后才结束。
原本定于解放次日举行的入城仪式，被陈毅特意推迟了三天。他希望让市民们先看到解放军清理战场、修复电厂的身影，随后再以庄重的队列完成政权更替的象征。1949年7月6日，上海的天空格外沉重，解放军的队伍浩浩荡荡进驻这座城市。群众热切地期盼着这场入城仪式的到来，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大家脸上带着期待与激动，眼神中既有对未来的渴望，也有对过去困苦岁月的告别。
当三野第九兵团的军旗掠过先施公司钟楼时，围观的群众惊讶地发现，士兵的绑腿沾满了苏州河岸的淤泥，步枪刺刀上竟系着防反光的黑布条。正当人们的目光全部集中在解放军队伍上时，突然，一辆挂着星条旗的1947款别克Roadmaster轿车从四川中路疾驰而出，司机昏昏沉沉，车头撞飞了准备献花的女学生竹篮。
工作人员慌乱地冲上前试图拦截，但当他们发现车身上赫然写着“美国领事馆”的字样，车内坐着的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时，都感到震惊。司机那挑衅的目光和嘴角的微笑仿佛在无声地宣告：他不需要遵守上海的秩序。这一幕激起了围观人群的强烈愤怒，大家齐声高喊“帝国主义滚出去”。负责执勤的警察季孝农试图阻拦，却被加速的别克车拖行了二十余米，藏青色的制服在柏油路上擦出了血痕。
这一场面迅速通过路透社传播，记者形容这一幕为“旧世界的刹车片在新中国的路面上打滑”。当消息传到上海市长陈毅耳中，他并未犹豫，立即下令：“管他是哪国人，坏了规矩，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后果由我负责。”上海此时已经不再是曾经任由外部势力肆意践踏的城市，任何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都不容忍。
在此事件中，上海公安局长李士英的果断表现尤为重要。经过调查后，公安部门确认欧立夫的行为已严重扰乱社会秩序。6月4日凌晨，十二名身着新制服的公安干警进入美国领事馆，出示了中英文双语逮捕令。试图阻拦的领事馆秘书被李士英毫不留情地制止，甚至拿出《国际法》手册，逐字宣读“外交人员刑事豁免权除外条款”。欧立夫最终被带上警车，路过南京路时，市民看到他那张苍白的脸，报童高喊：“快看，洋瘪三吃官司！”
欧立夫被带回公安局后，在拘留期间不断威胁、咆哮，但他无法撼动中国政府的决心。上海市民对此事件的反应激烈，很多人对这个曾经被外资特权压迫的社会，感到极大的振奋与支持。这一事件成为中国恢复主权、打破外来特权的标志性时刻。
6月8日，欧立夫被公审，审判地点选在了曾经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旧址。审判长傅况麟用英语宣读判决书时，竟引用了《大清律例》中“驰马伤人”条款的现代法理转化。三天后，欧立夫在2000名市民的注视下签下悔过书，缴纳了200美元罚金，并将其兑换为金圆券捐赠给了闸北棚户区的改造工程。这个事件，也成为了新中国捍卫司法尊严、破除外来特权的鲜明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