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9年5月25日下午，苏州河北岸，造币厂桥西侧。
一位中将穿着笔挺的军装，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
他没带副官，手里只拿着一只公文包，步子不快，神情平静。
周围还有零星枪声，苏州河南岸的战斗还在继续。
但他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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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刘昌义，那时候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名义上归汤恩伯指挥。
可他现在要做的事，不需要请示任何人。
他说：“我要见27军的指挥部。”
没人拦他。
几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看着这个老军官走进劳工医院，那是临时设在前线的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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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几小时前，他还站在对岸的阵地上，是敌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得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刘昌义是西北军出身，算不上蒋介石的心腹。1933年，他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里当师长，拉着一支杂牌军打鬼子。
后来调到河南北部，遇到日伪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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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硬拼，反而假装投降，骗过了敌人。
等日伪来整编，他突然翻脸，把人全歼了——600多日伪军当场阵亡，几个头目活捉，消息传到重庆，算是立了一功。
蒋介石表面上嘉奖他，授了三级云麾勋章，还让他当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但这支军队始终被看作“地方杂牌”，在中央军眼里，不值一提。1944年豫中会战，他带兵跟日军死磕，战果不小，却被调职“升官”，实则被削权。
说到底，不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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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打到后期，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已成死结。
刘昌义被排挤得越来越远，1946年干脆被安排到第一绥靖区当副司令，一个不管事的虚职，换句话说，就是被晾着。
可谁知道，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悄找上了李济深。1948年，他在王葆真的引荐下宣誓加入民革，说得很清楚：“只要有机会，我就起义。”那会儿没人把这话当真，他也没多说。
只是暗中打听地下党联络点，等着一个窗口。
窗口开在194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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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上海守军已经混乱得不成样子了。
汤恩伯带着中央军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全身而退。51军原本是个主力军种，现在只剩下几千残兵。
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
刘昌义说：“我来。”
汤恩伯乐得有人“接盘”，直接拍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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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不知道，这支残军，正是刘昌义三年来苦等的机会。
5月24日晚上，刘昌义把51军的几个团长叫来，摆了酒，话说得很直：“现在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咱们怎么办？”
有人低声说：“要不…投了？”
他点点头：“我已经联系上了对面。
他们保证不打，对我们也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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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说话。
那顿饭吃得不快，一桌人都知道，第二天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变了。
25日一早，刘昌义打电话给南岸的解放军：“我们准备接受改编，请派人来谈。”
几个小时后，他带着文件走进解放军指挥部，递上了自己的起义声明。
没绕弯子，没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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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不是临时决定。
我是民革党员，跟王葆真早就约好了。”
协议签完，他立刻写了十几封亲笔信，派人送去青年军、交警总队、宪兵团。
他用淞沪警备副司令的名义通知他们：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这些信件现在还在档案馆里，字迹刚劲，语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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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给青年军那封，结尾写的是：“再坚持就是白送命，别让兄弟们白死。”
就在这一天，苏州河南岸的战斗仍然惨烈。27军的一个连，为了守住邮政大楼，不用重武器，靠步枪冲锋，几十人倒在原地。
血染红了苏州河。
可北岸，几乎没开一枪。
刘昌义的51军阵地，安静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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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5月27日清晨，解放军大部队开始过河。
上海正式宣告解放。
几十万市民涌上街头，看到战士们席地而睡，钢枪横在膝上，不进民宅，不扰民居。
一座城市，在大兵压境中，没有发生巷战。
刘昌义没站在队伍最前面。
他静静站在51军营房门口，看着部队一个个按计划交枪、整编，没人闹事。
他只是点头，说了句：“这样最好。”
可这事儿没完。
那年王葆真被捕，民革上海地下组织的很多材料全毁了。
刘昌义的起义，成了没法认证的“单线行动”。
档案里一度把他归为“投诚”。
后来的几十年，宪兵九团、工兵十七团的起义官兵都得到了表彰，刘昌义却始终没被正式认定。
有人说他是“墙头草”，有人说他“怕死投降”。
他不解释，也不争。
直到1982年，民革中央联合党史办重新调查，才把当年他宣誓入党的记录找回来。1985年，起义证书送到他手上。
他没说什么，只是看了看，点点头。
“上海能不打仗，值了。”他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
参考资料：
朱鸿召主编，《上海解放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民革中央档案馆编，《民革人物回忆录选》，团结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194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汤恩伯口述，李育中整理，《国共战争见闻录》，远流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