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4 22:24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顿牛排，谁也没想到，会成为整条地下情报线的终点。
时间是1950年初，地点在台北，一家西餐厅。
蔡孝乾穿着一身熨得笔挺的西装，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要了一份牛排，一杯红酒，动作一板一眼，说话轻声细语。
看起来像是个普通的公务员在放松，但其实，那是地下党特工被捕后第一次“放松”。
也是最后一次。
那顿饭没吃完，人就被带走了。
几天后，他招了。
供出了一长串名字。
其中有一个，在国民党高层之间炸开了锅——吴石，中将参谋次长，国防部要员，一个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人。
没人愿意相信，但又不得不信。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吴石1894年出生在福建闽侯的一个小村庄，家里清贫，但读书氛围浓。
他父亲是塾师，常跟他说些“天下兴亡”的故事。
那时候的孩子，听了就信了，信了就记一辈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才17岁，就跟老乡吴仲禧一起投了北伐学生军。
那会儿的他，连枪都拿不稳，但就是不退。
后来被送进军校，再后来又被推荐去日本陆军大学留学。
在日本那几年，他成绩特别好，几乎场场第一，同学里传开了，说这人以后肯定是将军。
回来后也确实没让人失望，很快就成了军事教官，又上了前线，参与情报、作战、侦察，样样都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在前线分析敌军动向，一次侦察任务中准确判断了日军的行军路线，为部队赢得了先机。
蒋介石看上了这人，把他调进情报部门，参与对日作战的战略制定。
但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吴石开始变了。
怎么说呢…他不是突然改变的，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每次回会议室，他都听见有人对前线的牺牲不以为意，甚至拿“节节胜利”去掩盖“节节败退”。
一个将军说：“死几个兵算什么，宣传得好就行。”吴石没说话，只是往后靠了靠，脸色很冷。
他开始更频繁地和吴仲禧联系。
吴仲禧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地下联络员，话不多，但每次都带来一些资料——抗战宣传册、民众动员经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1940年，在一次战后重逢中，吴仲禧递给他一本小册子，说：“你自己看看，不用我多说。”那天晚上，吴石没睡，灯一直亮着。
1945年，日本投降。
表面上是胜利了，但内战马上开始。
对吴石来说，更像是希望刚升起，又被浇灭。
他看着街上讨饭的老百姓，心里堵得慌。
那年冬天，他彻底做了决定——转向共产党。
这不是一时冲动，是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失望、愤怒和清醒。
1949年，吴石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登船去了台湾。
他是被“调任”的，实际是去执行潜伏任务。
大女儿和大儿子没带走，留在大陆当掩护。
到了台湾，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还升了中将。
外人看他风光，哪知道他每天踏进办公室，心里都像过刀子。
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暴露，也知道任务必须完成。
那会儿的台湾，气氛特别紧。
蒋经国开始清洗“内奸”，地下党员一个接一个被捕。
但吴石一点没露馅，甚至还被夸“忠诚可靠”。
他跟组织的联络人是朱枫，一位年轻的女特工。
接头地点常换：有时是公园长椅，有时是图书馆角落，还有一次是在一场音乐会散场后的人群中。
他们交接的是核心情报：台湾战区防御图、火力分布、机密文件。
这些东西，后来直接影响了解放军的对台战略部署。
可惜，纸终究包不住火。
1950年，蔡孝乾被捕。
他原本是地下党在台湾的重要骨干，开始时挺住了，但后来…他想要安逸的生活。
他逃跑那天，穿好西装，跑去吃牛排，结果在餐厅被抓。
从那之后，整个地下网络开始崩塌。
朱枫被捕时正准备离台，连夜赶往港口，没赶上最后一班船。
她被带走的那晚，吴石彻夜未眠。
几天后，“吴次长”这个名字出现在了供词里。
蒋介石大发雷霆，责问身边人：“这个人查过没有？”
吴石很快察觉到了不对。
家门口有人盯梢，电话里常有杂音，文件中夹带暗示。
他没跑，也没解释。
只是照常上班、签字、下达命令，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直到一次例行会议结束后，几个人把他“请”走了。
他被带到一个秘密审讯点。
开始是审讯，后来是酷刑。
但吴石一句话也不说。
他知道说了也没用，说了更多人会死。
他咬牙挺着，不叫一声。
蒋介石后来派人来“劝降”，说只要他肯归顺，不仅无罪，还能升职。
吴石只说了一句：“我的信仰不能背叛。”
审讯持续了十几天，到处都是血迹和电击留下的痕迹。1950年6月10日，吴石被处决。
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告别。
几个月后，蒋介石下令查他家产，想弄清楚这“叛徒”图了什么。
结果查遍了，只找出一根四两重的金条。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吴次长”。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朱枫口述、张学良整理，《台湾地下党纪实》，人民出版社，2002年。
吴仲禧回忆，《风雨潜踪：台湾地下党纪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解放战争时期的台湾情报战》，中国现代军事史资料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