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刚成立的新中国有一堆要紧事等着拍板定案，国徽设计也被列进了头等大事名单。谁能想到，看似简单的图案背后，其实藏着一堆纠结反复的故事，还有些念念不忘的小执念。一面国徽，用什么把一个国家的奋斗和身份讲清楚，好像并没那么顺利。
征集来了全国各地九百多份投稿，但大多像是徽章游戏，远远达不到那点分量呢？方案做给谁看，象征什么，说不清楚。中央干脆拉了“专业队”——清华大学营建系，还有中央美院一起下场。两个设计组相互明争暗斗，也算是给那年北京蒙了层特别的气氛。
光靠专业还不够，周恩来总理没少操心。要求是三点：有中国味、有政权色彩，样子还得严肃隆重。听着简单，真做起来却卡壳。初稿们反复上报、反复被挑毛病。就那样，梁思成、林徽因一组成了最后主力。
他们把自己家直接变成小会议室，什么茶几、书桌、墙角，全堆设计图。组员们半夜还在研究，这字、这齿轮、这禾穗能不能再贴合一点？有一阵真身心交瘁，林徽因那阵身体其实快吃不消了。
有趣的地方在这，林徽因他们一开始弄的，反而是最中国风那一挂，什么瑞云啊、天坛啊，都极精致，却被全数刷下！毛主席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得有工农联盟。于是图案加上齿轮、加上五角星，周恩来还建议麦穗必须顶上，成了关键一笔。
那串麦穗，可绝不是临时起意。故事得翻回到1942年。重庆那场为董必武送别的聚会，周恩来进门看到茶几两串沉甸甸的麦穗，孙夫人说粮食丰收是老百姓心里头最大的盼望。周恩来听着就有了数，要是有一天真能全国解放，国徽一定要有麦穗。
新政权成立，国徽图案一步步批过来。那回国徽小组在政协全会上拿给大家表决，议场气氛热烈。可是，也不是所有人一听就说行，有人觉得新东西太重，老传统淡了，但谁在那时候争吵得下去？大家还是选了这版，就像一切新中国的决定，总带点打破过去的味道。
接下来是清华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最后的收尾工作，手里转着版模，加了道工艺的细节。国徽公布，刻铁为模，挂在天安门头上。整个流程不到一年半，快得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没磨合好。可国徽挂起来的时候，人群真哭了。
林徽因那时身体每况愈下，有时候平常要吃药，整宿咳不住，可盯着桌上的草图，还是嘴里喊着“这地方不对、重画”。她甚至没法亲自挤进会议室，却每一次定稿都亲自用水彩笔描到凌晨。
很多人说她只是设计师之一，其实，她参与的是一种归属感的兑现。她的家族几代都是烈士，堂叔林觉民投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父亲是司法总长，弟弟林恒是飞行员。似乎，每走一步都是要给祖国拼上什么。
抗战那阵，儿子问母亲倘若日军攻进来怎么办，林徽因反应极快，说“门前就是扬子江”。语气里没一丝犹豫，反而有种奇妙的自豪，那种刚劲表达其实不是装的，倒有点像她后来说国徽的样子。
梁思成不是完全同意所有现代符号堆积，他更看重老传统建筑的结构意义，还认为不该让新东西覆盖一切。矛盾其实一直在，国徽后来的设计层层让步，才混搭出今天这样。而且，梁林夫妇那时在学术界，更是因为考证出山西佛光寺东大殿，他亲自把日本学者“唐代木构无存”的说法驳了回去——中国传统不是空口白话。
新中国国徽的通过，不止是美观。这确实有点意思，过程里没少家国情感混杂着个人执念。林徽因哭得昏天黑地，也许除了骄傲，其实还有委屈和释然。她明明懂中国最讲究传统，可最后却要迎合现实，这样的抉择说简单根本不简单。
也有人说国徽主要是集体创作，个人怎么拿得住话语权？其实，这种项目没谁是绝对主导，理念、妥协、技艺全堆在一起。倒是每个人小小的矛盾、执著碰撞，才让图案最终成形。
资料披露，最终全案选择清华营建系的提案，是因为论表现工农联盟最直白。后来有专家一年后才反应过来，天安门作为国徽主题，究竟是新中国突破，还是变相放弃了更古老的象征？甚至设计会最后那晚，有人还悄悄希望能稍微改一改。
但，不改了。就像那阵子北京的晚风，不容许再等下一道红日。官方网站当时通告底下统计，第一年全国只用了一百余面标准国徽，但每逢升起仪式，总少不了热泪盈眶的时刻。
奇怪的是，有些看着完全不懂历史的人对国徽有强烈代入感。不吃国家饭、没进过大学，却说“那图案像极了小时候田间地头的麦浪，像爷爷手里的锄头”，这些朴素的共鸣反倒最贴近设计起点。
最后再提梁思成一笔。他对现代设计的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多处争议甚至导致后来建筑改革的风向大转。有时觉得妥协太多，就会传出“工农元素过猛，不如再重点历史意蕴”的声音。其实话说回来，任何元素都只是形式，道理嘛，所有人各有说法。
新中国国徽的设计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停摇摆、难免妥协，又说不清是圆满还是遗憾的现实故事。每个细节都刻着不同角度的诉求，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样本”，最后大家一起把一个符号推了出来。
至于说国徽究竟有多少实用意义，大部分人根本不会去分析，看到就觉得安心，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