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华北炮兵来人了。”1948年5月7日清晨，西柏坡警卫排的战士在院门口轻声通报时间和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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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里一片忙碌。中央工作会议临近，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正抓紧同各战略区负责人对接。就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高存信拎着一只被炮火熏黑的帆布挎包，踏进了这座河北小村。
旅途并不算长，可对三十五岁的高存信来说，却像走过了一段人生折线。他心里盘着三件事：第一，报告华北军区炮兵现状；第二，向中央要几门缴获的日制九二步兵炮；第三，能不能见上毛主席一面。后两件是私心，但他自觉有理——没有炮兵，就没有解放战争后半程的火力优势。
抵达当天夜里，周边山风呜咽。高存信在伙房旁的小道上偶遇陈锐霆，两人一握手就亮出了共同标签：黄埔炮科出身，又都在抗大当过教员。“要是见不着主席，你我可得想个法子。”陈锐霆半开玩笑。高存信抬头望了望没有灯火的夜空，低声回了一句：“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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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炮兵为什么急？简单说，战场格局变了。半年前，临汾攻坚战就暴露出步兵强、炮兵弱的短板；再看看东北野战军，靠缴获的“山田式”进一步压制国民党坚固据点，攻势一路顺滑。高存信必须把这种紧迫送到中央案头。
炮兵的故事却得从他父亲高崇民讲起。1914年，年轻的高崇民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在“五四”浪潮中办报写稿，专挑强权痛处下笔；1928年，他在奉天带头抵制警捐，张学良当面请他当秘书，他一句“捐税不去，官职不就”成了当地茶楼里的名言。九一八后，这位性情刚烈的东北人把全部积蓄变卖，资助抗日学生。父亲骨子里的倔强，像一根硬针扎在高存信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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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满洲国傀儡政府成立，家乡不再是故土。一气之下，高存信从黄埔毕业后拒绝留中央军，转投西安的东北军炮六旅。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跟着部队一路败退，五天与上级失联，那段经历让他第一次对“正规军”产生怀疑。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前线时，他查地图、算距离，嘟囔一句：“兵少炮旧，还能赢？这支队伍得见见。”
延安欢迎每一个愿意揭短自我的军人。罗瑞卿原想留他当抗大教员，高存信推辞：“我底子薄。”罗瑞卿拍拍他的肩：“职务不是礼物，是任务。”就这样，他白天教火炮射击，晚上捧着马恩列和《论持久战》抄笔记。半年后，他写下入党志愿书，理由只有一句：收复东北靠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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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跳回西柏坡。5月8日上午九点，周恩来推门而入，语速很快：“会议临近，口头汇报改书面，能否明晚送到？”高存信敬礼：“保证完成。”话锋一转，他提出了昨夜未竟的请求——想见主席。周恩来思索片刻，点头：“我去问问。”
十点一刻，消息传来：毛主席利用与叶剑英谈话的间隙见前方同志，限定五分钟。高存信捧着厚厚两页报告，紧跟周恩来踏进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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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简陋，气氛却并不拘谨。毛主席起身握手，湖南口音沉稳：“华北炮兵，辛苦了。”正当高存信准备开口，周恩来侧身提醒：“主席，您看他像谁？”毛泽东仔细端详来人，忽然笑了：“高崇民的儿子吧？眉眼一个样。”一句话，把场面点得透亮，也把高存信几十年的心路拉成一条线。
汇报节奏很快。高存信重点列出三条：火炮口径混乱、弹药配套不足、训练大纲旧。毛主席边听边问：“照你看，拔哪根钉子最快？”高存信回答：“先统一制式，哪怕只有两个口径，也能提升百十倍效率。”毛主席点头：“好，你们定方案，军委批资源。”短短几句话，决策路径就走完了。
不知不觉，指针绕过十二点。高存信抬腕，距离原先“不得超过五分钟”的叮嘱已过十三分钟。他起身行礼：“主席，我们该回去了。”毛泽东却执意把两人送到院门口，笑着说：“打炮仗也是做文章，摆正题目，再响！”草木露水未干，泥土气味混着硝烟记忆，留在他耳边经久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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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华北炮兵第二旅第一份统一制式实施方案飞抵前线。再过半年，太原攻坚第一声炮响，正是那批九二步兵炮。倘若追溯到西柏坡的那间小屋，很多人会说决策高明。但高存信后来告诉学员：“高明的是方向，我们只是扛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