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2日，南京，中山陵。
百无聊赖的卫兵突然发现前方出现数百人的方阵，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来。卫兵试图关上陵寝大门，但这是徒劳的——数十名军官举枪将大门冲开，队伍鱼贯而入。
这些军官是什么人？他们来中山陵表达什么诉求？一切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军队整编讲起。
▲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举办“中央军官训练团”，收纳整编剩余将官。图为1946年端午节，江苏南京中训团将官班同学合影。
整编，势在必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坚持了八年的全面抗战胜利结束。人们陷入狂欢的浪潮中，在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后，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美好的未来，似乎就在不远处招手。但是收拾旧山河，谈何容易。比如，“打赢”了抗战的国民革命军，就是千疮百孔，疲惫不堪。
战前，国民革命军共配有191个师。抗战军兴，为抵御日寇，国民政府大规模征集壮丁，将他们投入残酷的战场。1947年2月，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的报告统计，军人伤亡共计3227926人。尽管伤亡巨大，但战争的惯性还是让国军规模膨胀。至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军已有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近600万人，几乎是战前数量的两倍。
吊诡的是，国军规模膨胀了，战斗力却低至谷底。1944年，是同盟国节节胜利，轴心国持续败退的一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欧洲第二战场开辟；6月22日，苏军发起巴格拉季昂行动，兵锋直逼东普鲁士。在浩瀚的太平洋，麦克阿瑟着齐膝的海水踏上菲律宾海岸，向全世界宣称“我回来了”。
而此时的中国，却是完全不同的场景。这年4月，日军突然向河南进攻，汤恩伯、蒋鼎文下辖的8个集团军约30万军队猝不及防，37天丢失38座城市，河南大部沦入敌手。这只是“豫湘桂大溃败”的开始。6月26日，衡阳被围；11月，桂林柳州沦陷；12月2日，日军占领贵州独山，陪都震动。国民政府拼尽全力，才迫使日军退回河池。但国军疲敝，战斗力衰竭，是暴露无遗了。
这只臃肿的军队还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据统计，1944年全国军费支出高达法币1310.8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76.3%；1945年，这个比例更是提高到了87.3%。现在战争结束百废待兴，精简军队，将财政用来恢复生产，是大势所趋。
美国的态度也推进了军队整编。中国是美国远东布局的关键棋子。国务卿赫尔回忆，美国希望帮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以“建立东方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看到豫湘桂战役中的国军如此不堪，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陆军中将魏德迈敦促蒋介石，迅速整编军队，提高战力，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组成联合政府。
在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斡旋下，1946年2月2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就《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达成协议后，在重庆正式签字。该方案计划，分两批将军队缩编为60个师，国方50，共方10。于是在内战爆发前夕，国共双方开始裁军，中国一时露出和平的曙光。
昔日的将官，今天的楚囚
600万军队骤然缩编，官兵如何安置呢？
蒋介石设想，现役优秀的军官，将在中央陆海空各军校重新训练，作为天子门生，成为新建的国防师预备干部。缩编的师旅，将配置在战略要地，筑路修河、垦殖戍边，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将他们消化，兵转为民。
在第一期整编中，有18万余军官需要复员。为他们的生计考虑，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计划将其中的15万人经过训练后，在警官、交通管理、地方劳动服务队等部门安置。行政院承诺，务必使军官“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毕竟，他们为国家流过血，都是抗战有功的将士啊。
然而，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许诺的美好未来，却停留在纸面。孙元良将军时任重庆警备司令。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战后重庆的混乱景象：胜利后，重庆市多了几千名军官，他们大多是在整编中被裁汰的“编余”。政府许诺的培训机会，不见踪影；拿在手里的几百法币遣散费，也在通货膨胀中变成废纸。
他们在军队中服役多年，除了当兵打仗别无所长；一身战伤又没法做体力活，几千军官白天无所事事，饿了就下馆子点餐。待到结账，他们眼一瞪，脖子一扬：“老子是抗战功臣，吃你点算什么。这样吧，我给你打张欠条。”晚上，就在“精神堡垒”或关帝庙中栖身，其状甚惨。
编余军官何以衣食无着？原来党国大员们正忙着“光复国土，接收敌产”。日本投降矣，国府军政要员们总算能回到锦绣江南，奢华上海了。于是，有人坐飞机，有人乘轮船，急切地去收复沦陷八年的国土。一时间，敌伪的工厂、别墅、金条、女人，被搜刮一空。只要打着“没收敌产”的旗号，都能分一杯羹。
甚至有沦陷区百姓给党国要人的难看吃相，起了个“五子登科”的名字，即“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要说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什么事都没做，也不是实情。国军整编，除了十余万军官复员，还有一大批将官也离开了军队。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统计，共有八百余将官被编入“中央军官训练团”，在南京、重庆、西安等地集中受训，计划受训完毕后安置到警政工农各部门去，为党国再立新功。
民国时，军队是军事主官的权力来源，也是其收入地位的保障。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军官失了兵权，即使他贵为将军，也不免丧失收入，坐吃山空。中央军官训练团的将官，被摘了兵权，失去了军饷分润的机会，也没有接收“敌产”的资格。
那么，国民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编余”将官呢？发工资。按照委员会规定，军官退役金数量，将官发给1年薪给及6斗退役粮另加1/3月俸，后调整为以3个月薪水基数，每增加1年，加发1个月薪水，及半月月俸。据少将团员汤燕生回忆，他每个月能领到法币40余万元。战后物价疯涨，理一次发都需要15000元。这点薪水，如何供应一家人的开销？
汤燕生说，这时中训团教育长黄杰对他们做工作：“你们都是抗战功臣。国家裁军，如果仍放你们担任师长、军长，是干不长久的。不如各返故乡去发挥力量，只要拥护我们的人多了，就能有更大的作为。”
▲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旧址曾被炸毁。1964年进行了修缮，基本恢复原貌。
惴惴不安的将官们四处活动，打听到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透露的内部消息：参谋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将官，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怕不能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中间有参加过北伐、抗日的黄埔袍泽，但终究不是总长的人。因此即便是黄埔学生，没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的，也要一并清除。
听闻此言，将官们不免有兔死狗烹过河拆桥之感。而此时在编余将官中的几件家事，更是给他们莫大的刺激，成为哭陵事件的导火索。
中训团中有一位叫奚泽的中将，曾是某集团军参谋长。他早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并捐献了190万银元的家产作为革命经费。在这次整编中，对革命有功的奚泽被编余了，顿时没了生活来源。家中坐吃山空，他的妻子不堪压力，在燕子矶投江自尽。
奚泽死了夫人，而陈天民家的顶梁柱倒下了。陈天民是一位国军少将，曾在各次战役中担任团、师、军长，并于长沙会战中立有战功。遭到裁撤后，他又查出肺癌晚期。想到家里还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再看看所受的苦楚和屈辱，陈天民吞服安眠药自尽了。陈天民死后，停灵多日无钱安葬，最后还是同袍凑了3000元，买了一口薄皮棺材才让他入土为安。
有死别，还有生离。中训团里一位叫张清泉的将官，在警校结业后，工作迟迟未落实。老母病重，张连回家路费都凑不齐，老婆只好说：“你把我卖掉吧，这样就有钱回家了。”张清泉实在无法可想，只能把老婆卖给小商贩。昔日的将官，今天的楚囚。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描绘出了他们的窘状：“一朝得胜、两袖清风、三餐不继、四壁萧然、五内如焚、六亲不顾、七体不全、八载徒劳。”
抗战胜利，我们丢掉了饭碗
既然中央迟迟不给编余将官一个说法，那么编余将官无法可想，就要给中央一个说法了。物伤其类，兔死狐悲，1947年2月，中训团在南京的全体将官与重庆、西安分团的代表在孝陵卫秘密开了一次会议，商量该怎么办。
据汤燕生《编余军官哭灵记》的回忆，讲到困窘的处境，联想起那些没被裁汰的将官的生活，人们群情激奋，声泪俱下。一位叫黄鹤的中将站起来说：“旧戏中有一出’哭祖陵’的，讲的是蜀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时，他的儿子刘谌来到昭烈庙哭诉后杀子，以示不屈的故事。我们追随孙总理参加国民革命，如今奔走大半生，夙愿既未实现，个人又无报效之地。我建议大家聚集在总理灵前，向他老人家哭诉苦衷，这样当局也就没有责难我们的理由。大家以为如何？”
话音刚落，将官们一起鼓掌通过，并推举黄鹤任哭陵请愿的总指挥。毕竟这是对抗中央，“犯上作乱”，黄鹤起初并不想出头，一再推辞。但是架不住众人勉励鼓舞，黄鹤横下一条心，开始筹备哭陵请愿。
据黄鹤回忆，中训团设立了一个哭陵指挥部，下设组织、宣传、外交、事务四个组，分别由钟焕全、张际鹏、俞遇期、贺光谦领导。在哭陵前一个星期，他们撰写了一篇体现政治主张的祭文，组织了六十余辆汽车，还向国内外报社、通讯社发出了通知。动静不可谓不大，但政府没有作出有效反应。除了教育长黄杰软硬兼施要求他们放弃以外，再无人阻拦。哭陵，就在人们袖手旁观中发生了。
于是在1947年5月12日，众将官着黄呢将官服，胸佩勋章，高举青天白日旗，按军衔分成三横队排列，站在中山先生灵前。抬头望着孙中山先生的汉白玉雕像，将官们想必是心潮汹涌。在鸣放鞭炮，三鞠躬默哀后，黄鹤拿出祭文，读给总理听：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号寒，乏人过问。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
祭文刚读完，陈天民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向将官们叩头，伏地痛哭。孤儿寡母的恸哭牵引着军人的情绪，他们在先总理的灵前放声大哭。中将奚泽，在高喊“打倒贪官污吏”后，晕倒在总理陵前。
数百将官陵前恸哭，引得游客聚拢过来。总指挥黄鹤高呼：“我们曾经追随总理，为实现总理遗志，出生入死，现在抗战胜利，政府要整顿军队，我们成了编余，丢掉了饭碗。政府不给我们饭吃，我们无法生活，只好到总理这里来诉说我们的委屈。为了我们的同学，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妻儿老小，我们要一哭、二哭、乃至三哭。”
风起青萍之末，终成大风之歌
第二天早晨，正在总统府办公的蒋介石，突然看见有关哭陵的新闻，他大发雷霆。很快，责令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去处理此事。
当时陈诚正驻节徐州负责“山东剿共”，被叫回来是一肚子恼火。他点起卫队营，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中训团。将官们再三思忖，请求陈总长训话。两天后，陈诚来了。据黄鹤回忆，教育长黄杰带着大家鼓掌欢迎，但是陈诚充耳不闻。他走向讲台，开口就是一顿劈头盖脸地斥责：“什么哭陵？分明是反对中央，反对总裁！是犯上作乱，是对党国大逆不道！你们不想想，这个时候闹事，只会对共产党有利。你们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真是太愚蠢了！”
陈诚说罢，拿眼睛死死盯着黄鹤。黄鹤刚想摸出左轮手枪拼了，这时陈诚长叹一声，放缓了声调：“我们都是从广东一起北伐的老人，恨铁不成钢啊！当然喽，我也有责任。近来公务繁忙，没来得及关心大家，大家的想法我是知道的，总裁也是了解的。希望大家能体谅政府的难处，至于你们的困难，政府会尽量解决。”
撰文：绿溪 文章来源：中华遗产 2015年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