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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北平还没完全从战火中缓过来。
街头是半旧的砖墙、斑驳的木门，黄包车在胡同口吱呀作响，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混着国共双方的广播。
那时候的人，活得都小心——不是怕死，是怕消息突然传来，什么局势，谁又被抓，哪条街突然封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看起来和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女孩，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请求。
她叫王光美，刚从辅仁大学拿到物理学硕士，25岁，长得漂亮是实话，但更让人记得住的是那种从容的气质。
家里人都说她像她妈，董洁如——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天津人，骨子里带着点傲气。
她爸王治昌，北洋政府时当过代理农商总长，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因为廖仲恺遇刺，彻底退出了政坛。
从那以后，这家人就过得很“干净”，不和任何势力沾边。
可谁知道，1946年春节刚过，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了王家的客厅，自称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人。
他也没绕弯子，直说：
“我们军调部缺一位翻译，政治上要可靠，英语要好。
组织觉得你合适，想请你帮这个忙。”
王光美一听，懵了。
她那会儿正准备去美国读书——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原子物理专业，全额奖学金，机会难得。
她从没想过会跟什么“地下党”扯上关系，更别说军调部这种听起来就挺“敏感”的地方。
她没答应，也没拒绝。
只说：“这事太突然，得再考虑下。”
那晚她几乎一夜没睡。
窗外是北平的老城月色，她坐在书桌边，一页页翻着申请材料，目光却总落在墙上的一张照片——父亲年轻时在巴黎和会上的黑白合影。
她知道那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望。
第二天，她告诉那位来人：“我愿意试试。”
但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
地下党没给她正式任命信，是让她妹妹王光和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你如果同意，就拿着这个条子去西四解放报社换介绍信，然后去翠明庄报到。
否则，我们不会再联系你。”
就这么一张小纸条，改变了她的命运。
翠明庄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
那天接待她的人，是李克农。
老资格的中共情报干部，干过不少硬仗。
他一看她的介绍信，说了句：
“原来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
王光美当时还没完全从紧张中缓过来，但她很快进入状态。
她的英语是实打实学出来的，翻译起文件来逻辑清晰，口译也稳得住。
关键是她从不多嘴，但该说的时候也不含糊。
军调部不是什么清闲单位。
那时候，国共之间刚签了停战协定，表面上是在搞“调解”，实际上谁都知道，这和平能维持多久没人说得准。
王光美每天要处理大量英文电报、文件，有时候还要翻译三方会议。
国民党的人盯得紧，美国人又难以捉摸，她得时时保持警觉。
李克农有时候会私下夸她：“这姑娘真不简单。”
可是，这样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
1946年6月，蒋介石下令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
内战正式爆发，军调部等于成了摆设。
叶剑英根据中央指示，安排中共代表团成员逐渐撤出北平。
这时候，王光美其实可以退了。
她完全可以拿回申请材料，照原计划出国留学。
没人会责怪她。
可她没走。
她选择了去延安。
延安当时已经不是那个“穷山沟”了，而是整个革命的中心。
但是从北平去延安，不仅是地理上的转移，更是一次彻底的身份变化。
她到了延安以后，才真正开始接触中共内部的工作机制。
那年秋天，她被安排到中央机关做翻译，后来还参加了整风学习。
生活条件比北平差一大截，饭菜清淡，冬天冷得刺骨。
但她从没抱怨过。
也正是在延安，她遇到了刘少奇。
两人初识是在一个会议上，刘少奇听说她是搞物理的，还调侃了一句：“看来我们党也开始吸引科学家了。”
王光美笑了笑，只回了一句：“我现在是搞翻译的。”
从那之后，两人逐渐熟悉。1948年底，他们成了夫妻。
说起来，这段婚姻后来被很多人提起，但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
两人性格互补，相处融洽，工作上也能配合。
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觉得她稳重、有主见，关键时候不慌。
从王光美进翠明庄到她离开北平，前后不过几个月。
但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但她的选择一直很坚定。
而那张她和李克农的合影，后来被翻出来无数次。
照片中她神情自若，站姿挺拔，旁边的李克农也难得露出一丝微笑。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她“那个准备去斯坦福的女孩”。
参考资料：
李蓬，《王光美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崔月犁，《北平地下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北平军调部档案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编号BJS-1946-3。
叶永烈，《李克农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