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一场因镇南关大捷而名留史册的中法战争，因清廷主动求和而被称作“不败而败”的战争。但是在几十年后的抗日战争中，却有一场堪称“不胜而胜”的战役，在这次长达四个多月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约 40 万，最终主动撤离。从表面看，中国伤亡惨重，而且失去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城市；但从战略层面，此战却达成了中国全部预设目标，将敌人彻底拖入了战略困境，这场战役，就是武汉会战。
一、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意图
1938 年徐州会战结束后，日本军政高层就下一步作战计划产生分歧。陆军大臣杉山元主张立即进攻武汉，认为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可摧毁中国的抗战中枢，迫使国民政府屈服；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则担忧兵力过度分散可能导致持久战，反对贸然进攻。
争论到最后，还是杉山元的意见占了上风。当时的日本就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从 “七七事变” 到占领南京，他们用半年时间吞下了半个中国，觉得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把整个中国纳入囊中。
武汉在他们眼里，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座城市太重要了 —— 长江与汉水在这里交汇，京广铁路纵贯南北，顺着水路可通巴蜀，沿着铁路能抵两广。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大部分军政机关、工厂企业、学校医院都暂时搬到了武汉，这里成了中国临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
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攻占武汉的目的是 “摧毁中国的抗战中枢，迫使国民政府沦为地方政权”。他们甚至算好了时间，觉得最多三个月就能搞定，然后把主力调去对付苏联。
为了这个目标，日军投入了重兵：调集 9 个师团共 25 万兵力，配备 120 艘舰艇、300 架飞机，由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统一指挥。其中，长江北岸由皇族东久迩宫稔彦指挥，南岸由冈村宁次负责，对武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二、蒋介石的“空城计”：守武汉，但不跟你死磕
面对日军的重兵压境，面对日军的进攻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武汉的防御做出了理性判断：武汉三镇守不住也不能死守，若集中兵力进行城防战，将暴露于日军海空火力优势之下，难以持久。
为什么守不住？看看地形就知道了。
武汉三镇被长江、汉水分成三块，周围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无险可守。日军有军舰有飞机，要是把部队都堆在城里，纯属给人当活靶子。
所以蒋介石定下了一个反常识的策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简单说就是：把主力摆在武汉外围的山地、湖泊、要塞，跟日军打游击、打消耗；城里的机关、工厂、老百姓，赶紧往西南大后方转移；等把日军拖疲了，就主动撤出武汉，保存实力接着打。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国民政府做了三件事：
第一，成立第九战区。把原来的第三、第五战区拆开，让陈诚带着第九战区守长江南岸，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守长江北岸，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总共调集了120多个师，100万兵力，飞机200架，舰艇30多艘——这几乎是当时中国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底。
第二，大搬家。从1938年年初开始，武汉的工厂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往四川、云南转移。汉阳铁厂的高炉拆了装船，民生公司的轮船冒着日军轰炸，在长江上跑了180多趟，把1500多家工厂、10万吨物资、2万多技术工人送到了大后方。后来抗战能坚持八年，靠的就是这些搬到西南的工业底子。
第三，游击战配合。让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在沪杭、京杭一带搞骚扰，今天炸个铁路桥，明天端个据点，把日军的后方搅得鸡犬不宁。光是6到8月，就收复了富阳、溧阳、宜兴好几个县城，有效牵制了日军兵力，缓解了武汉正面战场的压力。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使武汉外围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同时也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体现了蒋百里先生提出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
三、长江沿岸的血与火：从安庆到田家镇
1938年6月12日，安庆城外的长江水面突然响起了炮声。
日军波田支队（由台湾兵组成的部队）在军舰掩护下登陆，守军是川军杨森的部队，手里只有老旧的步枪和几门迫击炮。杨森要求部队至少要守三天，可不到一天，安庆就丢了。
这一战，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日军的进攻路线很明确：沿着长江两岸西进，像两条毒蛇一样逼近武汉。中国军队则利用沿江的要塞、湖泊、山地，筑起一道道防线，在每一个防线支点跟日军死磕。
马当要塞：被猪队友坑惨的阻击战
马当是江西彭泽县的一个江心小岛，这里水流湍急，暗礁密布，是长江中游的第一道门户。国民政府花了三年时间，在这里修了坚固的堡垒，还沉了几十艘船堵塞航道，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6月24日，日军海陆空一起上，飞机炸、军舰轰，步兵在橡皮艇上架着机枪冲锋。守要塞的是李韫珩的部队，将士们躲在碉堡里，用机关枪和迫击炮还击，把日军的冲锋一次次打退。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个大乌龙。
李韫珩觉得战事不紧张，居然在要塞附近办了个“抗日军政大学”，还定在6月24日搞毕业典礼。好多军官都跑去喝酒庆祝，连负责增援的167师师长薛蔚英也去了，而且这些军官还慢悠悠地走山路，说是“怕日军空袭”。
日军抓住机会，派突击队摸到要塞背后，一顿猛打。等李韫珩醒过神来，马当已经丢了。这场仗气得蒋介石差点枪毙了薛蔚英，后来虽然没枪毙，但马当的失守让日军打开了西进的大门，确实是罪过不小。
湖口保卫战：全体官兵与阵地共存亡
马当丢了，下一个就是湖口。
7月3日，日军杀气腾腾地扑过来。守湖口的是李玉堂的第8军，这支部队刚打完徐州会战，伤亡还没补满，就被拉到了前线。李玉堂下了死命令：“湖口在，我们在；湖口丢，我们死！”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炸，军舰的炮弹把阵地掀翻了一遍又一遍。守军躲在弹坑里，等日军靠近了就扔手榴弹，拼刺刀。有个叫张灵甫的团长（没错，就是后来孟良崮的那个张灵甫），带着部队死守阵地，一条腿被炮弹炸伤，还坚持指挥战斗。
打到7月5日，湖口的阵地被撕开了口子，守军伤亡超过三分之二。李玉堂看着身边的残兵，咬着牙下令撤退。撤退前，他让人把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全部炸毁，绝不留给日军。
田家镇要塞：用血肉之躯挡军舰
过了湖口，就是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田家镇。
这个要塞在湖北武穴，长江在这里拐了个弯，水流平缓，是日军舰队必须经过的地方。守要塞的是李延年的第2军，这是中央军的精锐，配备了德国造的要塞炮。
9月16日，日军开始猛攻。军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对着要塞狂轰，飞机贴着江面俯冲扫射，步兵则从陆地三面围攻。李延年把指挥部设在要塞核心，亲自操枪上阵，喊着：“弟兄们，让小日本看看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
守军在要塞里挖了四通八达的交通壕，白天躲起来防空，晚上就摸出去偷袭。有个叫王锡山的营长，带着敢死队摸到日军阵地，用大刀砍死了30多个鬼子，最后自己也中弹牺牲。
这场仗打了11天，要塞的堡垒被炸平了，炮管被打弯了，守军从1万多人打到只剩2000多。9月29日，军长李延年接到命令：“保存实力，立即撤退。”当最后一批士兵撤出时，他们点燃了弹药库，爆炸声在长江上空响了整整一夜。
四、赣北战场的奇迹：万家岭大捷
就在长江沿岸打得昏天黑地时，赣北的南浔铁路线突然传来了好消息。
9月下旬，日军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犯了个致命错误。这个师团是日军的预备役部队，士兵大多是大阪的商人、小贩，战斗力不算强，却狂妄得很。松浦觉得中国军队好欺负，带着部队孤军深入，钻进了江西德安以西的万家岭地区。
这地方三面环山，中间是条狭长的山谷，像个大口袋。薛岳（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一看机会来了，拍着桌子喊：“给我把口袋扎紧，把这伙鬼子包饺子！”
薛岳调集了10万兵力，把万家岭团团围住。从9月29日到10月10日，中国军队像潮水一样发起冲锋，日军则凭借山头上的工事顽抗。
有个叫张古山的阵地，双方反复争夺了7次。国军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想出个主意，让部队从悬崖峭壁爬上去，摸到日军背后。团长张灵甫带着敢死队，光着膀子，嘴里咬着手榴弹，硬是用刺刀在岩壁上挖出攀爬时落脚小坑，半夜摸到山顶，一阵手榴弹把日军炸懵了。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在山谷里展开白刃战，喊杀声、刺刀碰撞声、惨叫声混在一起。日军的飞机想空投物资，可山谷里到处是中国军队，投下去的罐头、子弹好多都落到了国军手里。
到10月10日，万家岭里的日军被歼灭了1万多人，106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松浦淳六郎带着残兵突围时，连指挥刀都扔了，靠装死才逃出去。
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万家岭大捷”。后来叶挺将军评价说：“万家岭大捷，不亚于平型关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这场仗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也让日军明白：想轻易征服中国，没那么容易。
五、大别山北麓的拉锯：富金山上的血肉磨坊
长江南岸打得热闹，北岸的大别山北麓同样是一片火海。
日军第2军想从这里杀进武汉，可大别山的崇山峻岭成了天然屏障。8月27日，日军第13师团向六安、霍山进攻，拉开了大别山战役的序幕。
富金山阻击战：让日军胆寒的10天
9月2日，日军冲到了河南固始县的富金山。这里是大别山的门户，守住富金山，就能挡住日军西进的路。守富金山的是宋希濂的第71军，这支部队装备不错，有不少德式武器。
宋希濂把部队部署在山上，自己带着指挥部就在山腰的一个山洞里。他下令：“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日军的进攻简直是自杀式的。他们排着密集的队形往上冲，中国军队的机关枪、迫击炮像割麦子一样把他们扫倒。可日军就是不怕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接着上，山坡上很快堆满了尸体。
打到第5天，日军开始放毒气。绿色的烟雾飘过来，守军没带防毒面具，只能用湿毛巾捂着脸，咳嗽着继续开枪。有个叫陈瑞河的师长，带着部队发起反冲锋，身上多处受伤，还是往前冲，最后全师伤亡超过80%。
富金山阻击战打了10天，日军第13师团伤亡过半，连师团长荻洲立兵都差点被活捉。日本广播电台哀叹：“这是开战以来最惨烈的战斗，我军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潢川保卫战：张自忠的铁血坚守
富金山丢了之后，日军又扑向河南潢川。守潢川的是张自忠的第59军，这支部队刚在临沂战役中立了大功，士气正旺。
9月16日，日军开始攻城。张自忠亲自在城墙上指挥。守军在城墙上拼死抵抗，日军始终攻不上来；后来日军炸塌了城墙，守军就用麻袋装满沙子堵缺口，跟日军展开巷战。
打到第5天，日军又放毒气。张自忠中毒昏迷，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阵地丢了没有？”部下劝他撤退，他瞪着眼说：“我张自忠在，潢川就在！”
这场仗打了7天，59军伤亡超过4000人，但硬是把日军挡在了潢川城外，为友军转移争取了时间。
六、主动撤退：把武汉变成日军的“包袱”
10月中旬，武汉外围的防线被日军突破了。
长江北岸，日军逼近黄陂；南岸，日军占领大冶、阳新，切断了粤汉铁路；大别山北麓的日军则攻占信阳，准备迂回武汉。三面受敌，武汉已经成了一座孤城。
10月24日，蒋介石在武汉的最后一个晚上，站在军委会的窗前，看着远处的灯火，对身边的人说：“该走了。”
当天夜里，中国军队开始有序撤退。先是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员，然后是主力部队，最后留下少量部队掩护。撤退时，士兵们在马路上撒了钉子，在桥梁上埋了炸药，不给日军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
10月26日，日军进占汉口、武昌；27日，汉阳陷落。武汉三镇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的消息传回国内，日本东京的报纸集体欢呼 “中国事变即将终结”，天皇裕仁也召开庆功宴，大臣们举杯相庆，觉得胜利就在眼前。他们以为占领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国民政府就会像断了脊梁的狗一样跪地求饶。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踩进了中国的战略陷阱，等待他们的将是长达7年的漫长而痛苦的拉锯战。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付出了伤亡近10万人的代价（国军统计为25万人，日军自己统计为3.5万，显然双方都进行了“数据优化”），而且损失飞机78架，战舰23艘，这比他们之前占领南京、徐州的损失加起来还多。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兵力被拉得太长，从东北到华南，到处都要派兵驻守，再也发动不起大规模的进攻了。
而中国方面，虽然丢了武汉，却保存了主力部队，把工业、物资、人才转移到了大后方。就像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里说的：“抗战军事之胜负，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动员。”
七、为什么说武汉会战“不胜而胜”？
武汉会战的意义，超出了常规战役胜负的评判标准。
从战略进程看，此战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标志。此前，日军保持着战略进攻态势，试图短期内结束战争；武汉会战后，其兵力与资源已难以支撑大规模攻势，被迫调整为战略保守。
中国军队通过四个多月的抵抗，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并重创其多个师团，打击了其作战信心。同时，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强化了全国抗战意志。中国军队虽失去部分地域，但主力得以保存，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
武汉会战期间完成的工业与人才转移，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与人力保障。转移至西南、西北的1500余家工厂，成为后期军工生产与经济维持的重要力量。
我们以前的文章中说过，日本最大的短板在于国土狭小，资源贫瘠，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以少兵临大国，唯有速战速决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日军占领武汉后，不但未能实现摧毁中国抗战能力的目标，反而因其占领区的维持需要持续投入兵力，且面临敌后游击力量的不断袭扰，导致泥足深陷，战略主动权逐渐丧失。
武汉会战的“不胜而胜”，在于其实现了中国方面预设的战略目标：以空间换取时间，通过主动转移保存抗战力量，同时消耗日军，使其无法继续实施战略进攻。这一结果，决定了抗日战争将进入长期相持阶段，为我们取得最终胜利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