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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江满族村，位于福州市长乐区北部、距闽江入海口15公里的三江交汇处，因其海防地理位置险要，清代在此设立了三江口水师旗营。从参与马江海战等清代重大海战，到投身近代海军保家卫国，200多年来，家国情怀始终流淌在琴江人的血脉里。抗战时期，琴江儿女活跃在抗日救亡的各条战线，书写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37年前后的福州，风起云涌。

　　闽江之畔，位于福州南台万寿桥头的一座红砖大楼——基督教青年会，成为福州抗日救亡力量的汇聚之地。1936年2月，著名作家郁达夫来到福州，下榻于青年会，几天后，他在青年会发表演讲，吹响了福州文化界的抗战号角。

　　紧挨着青年会的福州私立青年会商业职业学校，也孕育着一支进步力量。该校教师卢懋榘早在一二·九运动时就领导了福州青年的罢课声援游行。1936年，他组织学生成立青苗社，传播进步思想。青苗社中，有一个身影特别高大、俊朗，戴一副眼镜——他是高力夫（原名高辑光），卢懋榘最器重的学生，时年21岁，来自琴江。

　　这年秋天，高力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入职福州中国银行，捧上“金饭碗”的他并没有停止心中的追寻。七七事变爆发后，高力夫毫不犹豫地加入郁达夫发起成立的“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高力夫发起组织“民二七读书会”，成员有江雅各、吴钧沂、林惠如、叶秀群、陈秀玉等进步青年。每当夜幕降临，仓前山天安堂旁的高力夫家中，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在这里聚拢，传阅着从生活书店买来的进步书刊，灯光闪烁，如星星之火。

　　“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外力虽能影响运动，但绝不是原动力……”1938年初，何希齐、王一平等人在福州上杭路36号创办了《战友》杂志，卢懋榘撰写《科学方法论诸法则》系列文章，以辩证法坚定民众信心。高力夫也参与办刊，并以笔名“高天宇”发表了多篇进步文章。1938年2月，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成立，《战友》在办事处主任王助领导下开展工作，成为福州党组织的一个宣传阵地。不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分队也成立了。高力夫参加了在下杭路108号生顺茶栈内召开的成立会议。此后，在王助领导下，以中共福建省委秘密交通站——生顺茶栈为掩护，“民先”工作全面展开，开辟了双虹小学、高湖小学等多个据点。1938年10月，高力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岁月。高力夫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参加“民先”会议，或组织歌咏活动。夜晚的青年会大楼回荡着抗战的歌声，由林大琪、高力夫领导的“福州青年会民众歌咏团”是福州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歌咏团。《黄河恋》《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团员们不仅自己唱，还上街教群众唱，为便于群众接受，他们把一些歌词改为福州方言。歌咏团也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最“热”的救亡剧。高力夫带头参加演出，演到高潮处，台上台下呼声震撼。

　　阴霾，也在逼近。1939年6月，斗争形势危急，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1941年除夕前，上级指示高力夫立即撤离。

　　除夕之夜，天空飘起细雨，闽江龙潭角渡口，高力夫最亲密的战友——江雅各，与爱人叶秀群悄悄赶来送别。高力夫与爱人吴钧沂跳上小船，挥手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开始辗转西南的征程……

　　“一寸山河一寸血”。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虽然在“淞沪会战”中打了场硬仗，但代价惨烈。上海失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得不退守重庆，武汉一线成为必须死守的防线，武汉会战打响了。

　　张嵩龄，琴江人，少时先后考入福州海军艺术学校、南京海军水鱼雷营附设无线电班，1934年，21岁的他担任中山舰副电讯官。自此，他在中山舰上度过1400个昼夜，直至中山舰被炸沉。江阴海战后，中山舰是长江中游所剩无几的主力战舰，也是经历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广州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代名舰。

1997年1月,中山舰幸存者张嵩龄(前右)在中山舰打捞仪式上接受国外媒体采访。

　　时间，定格在1938年10月24日，武汉上游26公里处，金口。

　　这天一早，张嵩龄在舰上接到海军司令部发来的电报，要求中山舰赴金口待命。上午9时许，正当中山舰奉命抵达金口水域，远方天空忽然传来日军侦察机的轰鸣。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下午3时左右，6架敌机呈轰炸队形呼啸而来。3时06分，张嵩龄向海军司令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中山舰与敌遭遇。”

　　气势汹汹的敌机接连发动两轮轰炸。舰长萨师俊指挥中山舰上所有枪炮对准敌机织就火网，敌人一时无法得逞。激战正酣，不料舰首的高射炮突发故障卡壳，敌机乘虚而入，发起第三轮猛烈攻击。炸弹如雨点般落在舰上，左舷机舱漏水、舵机失控、锅炉舱被炸……突然，一颗炸弹落在指挥台附近，舰长萨师俊倒在血泊之中，他的左腿被炸断，却以惊人的毅力继续指挥杀敌。

　　此时，遭受重创的中山舰已倾斜40度以上，江水不断涌入，副舰长吕叔奋见状，果断命令受伤官兵乘坐舢板撤离，拒绝离舰的萨师俊被战友不由分说背上舢板。然而，日军竟疯狂扫射追杀离舰伤员，萨师俊军服上高级将领的3条金袖边让他成为目标。顷刻间，两只舢板上10多名将士全部牺牲，鲜血染红江面……另一边，张嵩龄和舰上战友仍在拼死抵抗，但舰体迅速下沉，最后一刻，他和战友跃入滚滚江涛中，直至被赶来的渔船救起。

　　金口之战，中山舰25名将士阵亡，其中16人来自福州，舰长萨师俊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海军阵亡的军衔最高将领。

　　来不及悲伤，张嵩龄奉令回宜昌集训，随后被派往第六战区的要塞——石牌炮台，任第一总台部通讯员。1941年，他辗转来到云南巫家坝机场，协助机场电台建设。此时的巫家坝机场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基地，也是国际援助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其间，另一位琴江人贾珂，也来到石牌炮台。作为舰长，贾珂先后指挥湖鹰舰、仁胜舰英勇作战，两舰被击沉后他又转战岸上的石牌炮台继续杀敌。

　　“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抗战期间，琴江男儿多投身海军，黄廷枢、李连顺、张瑞弧等一批琴江人战斗在另一个重要战场——长江中下游的布雷战。黄廷枢还因此与新四军司令员陈毅有一段短暂的交集，结下一生情谊。

　　黄廷枢曾先后在应瑞舰、通济舰、大同舰任职，因表现优异，1936年被国民政府海军部派往英国、德国留学深造。1937年抗战爆发，他再三请求回国参战：“国难当头，作为一名军人，怎能在远离战火的万里之外安心留学？”最终，他的申请获得批准。

1939年，黄廷枢回国后立即被派往长江布雷游击队，后任第二布雷总队第三大队第六中队队长。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他所在的第三大队拨归新四军陈毅司令员领导。陈毅安排黄廷枢以副官身份会同作战，并展开游击布雷战的实地侦察。出发前，陈毅叮嘱他：“你是福建人，要避免与当地人交谈，以免露出破绽。”临行前，陈毅把自己的一把手枪送给他。一次，黄廷枢带兵侦察遭遇敌人，战斗十分激烈，陈毅闻讯立即赶来救援，并把自己的勤务兵派给黄廷枢，掩护他安全转移。这次生死之交，让黄廷枢铭记终生。

　　数月后，正当一切准备就绪，长江布雷游击战即将打响时，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破裂，布雷战功败垂成。满怀痛惜，黄廷枢被调至第二布雷总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任中队长，开赴福建闽江口执行水雷封锁任务。

1939年7月的一天，安徽云岭镇新四军军部，3位身着新四军军服、戴着眼镜的军人一字排开，双手背在身后，笑容亲切。咔嚓！站在对面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按下了快门。

　　这3位军人是：哥哥曹维廉、妹妹曹维礼、弟弟曹维新。拍照前，史沫特莱与曹维廉有过一段对话：

　　“为什么不让你的弟弟妹妹多念点书，这么早让他们出来当兵？”

　　“有国才有家，有了安定的国家，更多的人才有念书的机会！”

　　曹维廉，琴江人，少时就读于福州英华中学。早在1929年，曹维廉、王助等多名同学就加入共青团。高中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曹维廉来到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当学徒，1936年考取了欧亚航空公司的无线电机务员。

1939年7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拍摄的珍贵合影。 左起:曹维廉、曹维礼、曹维新。

　　彼时，上海正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曹维廉在上海的堂哥曹鸿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参加了“中华协社”，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为新四军输送物资。自小热爱音乐的曹维廉参加了冼星海、吕骥等左翼人士组织的“业余歌咏团”。由于曹维廉识谱能力强、嗓音好，经常被冼星海叫去协助写歌。曹维廉也满腔热情创作了《小队伍》等歌曲。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麦新（《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一封信的召唤下，曹维廉义无反顾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跋山涉水，奔赴浙江金华的新四军游击队，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不久，妹妹曹维礼和弟弟曹维真、曹维新都跟随而来，一家四人参军，在军中传为佳话。他们的故事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报道，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

　　战时通讯人才奇缺。1938年秋，擅长无线电技术的曹维廉被调到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教务主任。他编写教材培训学员，主持创建了新四军最早的电台。有时，曹维廉也教战士们英文，他常提到一个单词“Pioneer”——先锋，“我们要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靠的就是这种Pioneer精神”。

　　当皖南的星火闪耀，千里之外，曹维廉的家乡琴江，父老乡亲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坚守。

　　“国难当头，怎谈得上乐观？怎能不闻不问如山中隐士？那样也不可能有人民的骨气！看到一处处国土沦亡，悲观失望又有何益？应当鼓起勇气，团结力量，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担！抱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争取那最有价值的名誉不惜代价！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谁能想到，这段铿锵文字，竟出自一位瘦弱女子之手——19岁的黄茂秋，在琴江小学风雨飘摇的校舍之下，在远方的战火声中，面对命题作文《我的人生观》奋笔疾书，发出心中的呐喊。

1937年，黄茂秋新婚后来到福州，丈夫在福州一家锯木厂谋生。一年后，战火弥漫到南方，福州上空时有日机低飞骚扰。1939年3月下旬，丈夫工作的厂子被日军用燃烧弹炸了，烧了三天三夜。黄茂秋跑回琴江的母亲家，母亲也没有生活来源，祖父去世，家中把仅有的堂屋卖掉才买了棺材收殓，村中景象也是一片凄凉。

　　为解决乡民的生计问题，1942年，从福州来的满族同胞关振英在琴江小学内创办了职业学校，相当于增设了初中班，教授织袜、制鞋等职业技能，兼补习语文、英语、算术、簿记等。黄茂秋请求入学，成为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抗日。教室外的墙上，画着《义勇军进行曲》壁画；每周一的早课是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们将自己的零食投入募捐箱，在村中毓麟宫戏台排演抗日剧，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给前线；学校还组织辩论会，借抗战的背景谈精神与信念……在血与火洗礼的岁月中，琴江人在故土上顽强地教育坚守，正如一次次被损毁复又挺立的校舍，映射着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

　　抗战胜利后，琴江儿女的故事仍在续写——

　　高力夫，在“黎明”前参与筹办南方人民银行并接管广州中国银行，20世纪80年代负责创建广州对外贸易学院，成为新中国金融、经贸领域的先行者。

　　张嵩龄，1949年参加“两航起义”，20世纪60年代3次为周总理出访顺利导航，受到中央军委通报嘉奖。1997年1月，他代表中山舰幸存者，受邀参加中山舰在武汉的打捞仪式。

　　黄廷枢，1950年受聘大连海事大学任航海系主任，1963年独立编撰我国第一部海商法教材《海法》，是中国《海商法》奠基人之一。

　　曹维廉，先后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局长、科技司司长、副部长，对我国电器工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参与中英香港回归谈判。

　　黄茂秋，为基层社区建设默默奉献几十年，圆了她“女性也能贡献于社会”的理想。

　　回望来路，抗战的硝烟已经消散，曾经熠熠生辉的生命今天已化作了“春泥”。他们是千千万万献身民族解放的中华儿女的缩影，凝聚起不灭的炬火，穿越岁月，照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