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顺利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之际，全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民族运动高涨的前夜。
面对民族危亡、党和红军内部的不同声音，党和红军亟需统一战略方针、讨论决定下一步战略行动。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考虑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高地瘠、给养困难，不利于建立根据地，193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致电张国焘等，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6月17日，张国焘等回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对于下一步具体发展地区，则认为“暂时利南进攻”。
6月18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致电张国焘等，指出向西、向南发展，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之前途，目前应当力攻平武、松潘。
6月20日，张国焘等致电中央，再次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并表示“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请即决示行。”同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力争实行川陕甘方针，再次致电张国焘：“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5日，张国焘从理县杂谷脑翻越虹桥山到达两河口。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关帝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刘伯承、王稼祥、秦邦宪、刘少奇、何克全、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16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集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重点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3个问题。
周恩来指出，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其条件要求是：一要便利于我军作战。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军不易反攻。二要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等地地区人口只有20万，且少数民族占多数。三要经济条件好，能解决军队供给。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补充更困难。因此，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周恩来指出，目前红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军不利，因岷江东岸有敌人兵力130个团，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比较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周恩来指出，战略指挥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第三，实现战略计划要有政治的保证，为克服当前的一些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报告时，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虽然勉强接受中央决定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北上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承认1、4方面军会合后，消灭敌人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特别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宗南，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接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一致同意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强调，统一组织与指挥两个方面军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发言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工作，游击战争，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个会议决定。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联合签署的《松潘战役计划》正式下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