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爆发。此时，隶属于国民党第26路军的1.7万名官兵，在董振堂等人的带领下，于宁都宣布起义，加入红军队伍。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红军力量的一次重要扩展。
起义成功后，这支由1.7万余名起义官兵组成的队伍，随后在季振同、董振堂、刘伯坚等指挥官的领导下，抵达中央苏区。起义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担任政治委员。该军团下设三个军，分别为：董振堂兼任军长的第十三军，赵博生为军长的第十四军，以及黄中岳担任军长的第十五军。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些起义部队的领导，党中央派出了大批政治干部，以推动部队的整顿与改造。何常工、左权、黄火青等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了红五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宁都起义爆发时正值第三次反围剿后，红一方面军仅有约2万人的兵力，加上地方部队也不过4万左右。此时，宁都起义的成功极大增强了红军的兵力，使得红军中央力量一举跃升至6万余人。
宁都起义的爆发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面对日本侵略，国内各方爱国力量纷纷投入抗战。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第26路军，长期参与内战的官兵普遍厌倦了持续的战争，纷纷要求停止与红军作战，回北方抗日。然而，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无视这些呼声，反而继续进行对红军的围剿。加上蒋介石对第26路军的轻视，军中待遇差、战损没有补充，这使得26路军的官兵士气低落，情况愈发严峻。
原本隶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的第26路军，在中原大战后失去依靠，几乎沦为无根的孤儿，战斗力逐渐下滑。面对这种局面，感到民族危机和内部不满的第26路军，在共产党员的引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成功起义。这一行动得到第73旅旅长董振堂与第74旅旅长季振同的支持，起义迅速取得了胜利，除了极少数伤亡外，几乎没有其他损失。除了驻城北的一个团未能及时参加起义外，其他军直、师直、旅直等共17,000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成功加入了红军。
起义胜利后，红五军团立即展开紧锣密鼓的整训。整训的目的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权，同时彻底改造其中的军阀习气。1932年2月2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对红五军团进行大规模的混编，调动各军之间、师与团之间的人员，旨在打破封建化的军阀体制，增强统一指挥的能力。一个月后，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再次发布训令，对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进行重编。
经过这次整编，原红五军团下辖的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分别被调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红五军团重新组建，合并了部分来自红一军团的部队。这一整编不仅没有削弱红五军团的战斗力，反而使其更加强大，几乎参与了红军的每一场重大战斗。1932年，在赣州战斗中，红五军团成功突围并救出被包围的红军战士，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素质。此后，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开始指挥这支英勇的部队南征北战。
在随后的反围剿战役中，红五军团屡屡取得优异成绩，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然而，由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红五军团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长时间的作战和不断的伤亡使得红五军团的兵力逐渐减弱，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部队不仅加速了扩编，还开始了人员的调动。
1934年，红五军团进一步吸纳了来自红七军团的第34师。这个师由陈树湘领导，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加入了红五军团，继续为红军作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五军团的战斗力和经验越来越强，但同样也遭遇了种种挑战。随着长征的开始，红五军团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承担着后卫任务。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的34师为保护主力部队成功抗击敌人，直至全军几乎全军覆没，陈树湘将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经历了长征和西征的重重考验，红五军团在保卫中央的任务中屡次展示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最终，尽管大多数曾参加宁都起义的将士在战斗中牺牲，但仍有一部分幸存者，成为开国将领。1955年授衔时，宁都起义的参与者有1位被授予开国上将，6位获得中将，24位获得少将，另外还有多位担任过政府职务的优秀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