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前后，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成都县立中学（成都七中前身，以下简称成县中）毕业生录取率先后居全国第一与第二，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特颁赠“启迪有方”锦旗以示嘉奖。
从百年校史可看到成都七中的基因和传承，比如尊师重道，学术为先，一切为教学服务，学风优良等。今年为成都七中120周年校庆，特节选《墨光百载纪华年——成都七中校友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30年代的成都县中》一文以作纪念，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成都市共有公私立中等学校几十所， 其中人们公认成都县中、华阳县中、成都联中三校为名牌中学，办得最好。因之这三校投考人数最多，录取十分严格，当时学生咸以铁门槛视之。在这三校读书，似乎家庭也感到荣耀。
笔者于1933年——1939年在成都县中（初中36班，高中第7班）攻读，现仅就当时学校情况和自己亲身感受叙述如下。
成都县中的沿革
成都县中的前身是前清末年的“芙蓉书院”，因此校徽是一朵金芙蓉花。芙蓉书院和墨池书院紧邻，墨池书院因院内有扬雄的洗墨池而得名，其院址后来也是成中校址的一部，故后来“洗墨池”成为成中的代称。学校图书馆命名为“墨池图书馆”；毕业同学互称为“墨池校友”，都含有饮水思源的深意。
成县中创办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44年的历史。历任校长有龚藩侯、刘辛甫（均前清进士），余舒运、龚向农（均前清举人），裴元中、周子高（均国立北京师范 大学校毕业），吴照华（四川高等学堂毕业，成县中第一班学生）等10 人。其中以周子高、吴照华二校长办学成绩特别显著，众口皆碑。
周任校长时，极力整饬学纪，对学生管教甚严，使成县中校誉灿然生辉。吴乃锦城硕彦，讲学有年，在周校长奠定的基础上，更加以规擘发展，于是本校声誉遐迩称道，川中办学之士，靡不见贤思齐，想效法他们。
1930年（民国十九年）9月10日夜，图书馆起火，整个学校尽付一炬。幸吴校长应变有方， 一面搭板屋做临时教室，保证学生不辍学；一面又八方奔走，筹集巨资，更建新舍。除成都县政府拨款及各界捐款外，应特别提及的是：本校第一班校友孙德操将军（即孙震，曾任国民党军队的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慨然捐银5000元，更商同其驻蓉部队机关拨银1万元；基建经费筹足，吴校长遂鸠工庇材，设计营建，不到两年而堂构成功。翌年底，一座新型的合乎教学理想的新成中，就在成都青龙街建立起来了。
扬雄洗墨池老照片，摄于1933年，校友曹经提供
一切为教学服务
全校设校长一人，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各一人。总、教两处各有办事人员4人。学监室设学监教师3人，全校工友仅10人左右。 而学生却近千人。职工人少事繁，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校长掌管校政，负责延聘教师。每值酷暑严寒的假期，四处奔忙，凡学界名流德才兼备、教学成绩卓著的教师，吴校长均不辞晨昏往返，尽礼敦聘。于是成都县中人才蔚集，群星灿烂，如向楚、林山腴、龚向农、罗孔昭、何光玖、饶德滋、谭肇闻、王伯宜、徐庶聪、龚谐善、邓静安、李惠生、文天龙等专家学者、教育界名流均先后执教于此，可谓名家荟萃，群贤毕集。
吴校长承袭了历届校长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加之本人还具 有类似武训式的办学精神，除课酬优厚外，学校每天10点钟前还专为教师备有三菜一汤的单份免费早餐，凡上第一、第二节课的老师随到就餐，校长亲自前往邀请入座，教师下课离校，校长还到教师休息室向教师拱手道劳，并随时倾听教师意见，改进办学。每月束修由学校专人致送。教师如遇疾病和事故，校长均踵门存问。上行下效，全校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教务主任掌教学事务，其下设教务员3人，司钟兼油印工友1人，实验室管理员1人，图书管理员1人。每届新生从报考入学注册， 直到颁发毕业文凭以及毕业后的学籍档案保管等，都属教务处的职责。
每期高初中新生报考人数多达三四千人，各科初试、复试的试卷逾万份。初试的第三天放第一榜，即预选榜，合格者才能参加复试。复试后三天的第二榜才是录取的。其间报名、造册、编制试卷密码、密封、刻印试题、安排考场、分配监考和评卷后总分，录取、写榜张布等工作，教务处虽仅仅几人，竟能埋头苦干，按次完成。其工作量之大、工效之高，今天看起来，真是令人钦佩至极。
每期末，结算各班学生成绩，按次第列名发榜，填发学生成绩通知书等工作都必须十分细致，不容有误。各班榜列前三名者免学费，第四、五名者半费，亦由教务处通知总务处办理。
总务主任掌管学校的后勤工作，其下设会计、出纳、事务共4人，工友数人。假期修缮校舍教具，添购图书仪器，“一切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十分明确，无论师生想到或未想到的，他们都得事先做好准备。
总务处的日常工作则有收费、办伙食、采购文具、计算教职工薪资以及政府拨款的领支及账表报销等事项，任务也是很重的。
学监室负责对全校近千学生的管理教育。我在校学习时的学监老师仅有王衍卿、邓静安和赵叔环三人。他们熟悉地掌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情况。新生入学后不到半月，他们便能一一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每堂课考勤，他们只隔窗一望，便能准确无误地把每个缺席学生记下来，故每周公布的学生缺勤表从无误差。 夜间查自习室和寝室，也在窗外。如有闲谈者，他们能闻其声即知其人，于是呼名批评制止。
每期末，每个学生的操行评语，他们皆能按各人的具体情况恰如其分地予以评定，使人心悦诚服，绝不讲不着边际的浮言空话。
每天，从学生起床直到晚上就寝，学监老师都在冷静观察学生的言行举止，不靠汇报检举，不靠开会自查，就直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学生如有过失，学监老师及时予以批评教育，他们态度严肃，感情真挚，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情如家人父子，学生纵然受到处分，也是心悦诚服的。其所以能收到教育感化之功，最重要的恰在于他们平素忠信笃敬，以身作则，真正做到了“君子以果行育德”。
入学考试
成县中每届新生报考者达几千人。来自各地的学生，大都首先报考成都县中、华阳县中、成都联中三校，但三校招生名额有限，录取率一般只占考生的2%~3%。考试绝对严明公正，择优录取。无论权贵豪富，绝无后门可走。成、华、联三校之所以称为“铁门槛”，原因即在于此。
三校考期，事先联系安排，不相冲突，不致使学生失掉投考机会。笔者投考初中时，曾经三校并录，即可说明这一点。
初试：考主科国文（语文）、数学、英语。3日后发榜，取初试合格生100名。经录取者，才能取得复试资格。
复试：考理化、生物（各自然科学，小学叫自然；初中入学考试亦如此）、史地等科。
口试：复试交卷后，即行面试。
3天后，学校正式发榜，高初中每班录取新生50名，备取新生5名。正取生注册有缺，从备取生中依次递补。
那时考试多用文言。作文题大抵是论说体，另外是解释单音文词，多是形近而异声异义或同字而异声异义的词汇。物理则是解释诸如“高山之下，必有深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之类。考生如文言文水平差了，是很难得到录取的。
面试无正式命题，只是面谈。这便要看仪表、态度、志趣和礼貌如何了。几分钟的谈话，自然是凭印象，但却是最后录取与否的关键。
学生的生活与学习
考入成县中固属“荣幸”，但这“荣幸”也是每个学生的精神压力。它迫使你更加奋发学习。全校好学成风，清晨，书声琅琅；夜晚，灯光煌煌，埋头自习。在这样以勤学为乐、以荒怠为耻的气氛中，“人苍则苍，人黄则黄”，勤学之风，相沿成习，成了成县中的优良传统。
善于学习的，往往善于休息。一张一弛、劳逸结合的道理，同学们深深懂得。学习时虔心学习，课余时活动频繁。体育场上，生龙活虎；花径树荫，讨论纷纭；图书馆内，座无虚席；报亭前面，人头攒动。或散步谈心，或弈棋竞技，或编写壁报，或朗诵诗歌，整个校园严肃活泼，绝非人们主观臆测的成县中是“读死书，读书死”之地。
科学与民主，犹如一对孪生姐妹，有热爱学习的情志，必然有浓烈的民主风尚。成县中同学爱科学，讲民主，学生自治会的干部由学生自己选举；学生伙食委员、学生代表均由学生民主推选。当选者大都精明能干，恪尽职守，尊重学生意见，因而，同学之间皆能精诚团结、亲密无间。成县中同学之所以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向学，又是和这种民主的空气分不开的。
学习专心，杂念自少，声色犬马、好勇斗狠等低级庸俗、不良之风，也就难以浸入身心。笔者在校6年，从未闻同学中有偷盗邪淫、打架斗殴之事。同学们皆能自尊自重，崇尚品德，蔑视权势，尊重人格。官宦子弟进入成县中，不再有优越矜骄之情态，否则即为同学所不齿。
如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之子刘淇英（又名世哲）初考入成县中时，每天上学是小汽车接送，中午寄食于校，要求与同学别餐，遭到同学们的嘲讽。如辛亥革命元勋尹昌衡的第三子尹宜晟，一天骑着高头大马来上学，马拴在校门内的林荫道旁，弄得马屎马尿满地，学校斥责他时，他却说：“我家没有小汽车，只有大马，所以骑马来上学。”学校明知尹宜晟是针对刘淇英之事给学校出难题；而刘淇英得知此事，自觉没趣，以后也转学了。
新生进校，学监老师便领导学习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表态：学校一切照章办事，人人须遵守，师生互相监督。
校章规定：凡继续留级两次者斥退。即尹昌衡次子宜民因连续留级，也是被开除了的。后来只得更名尹绍尧重新投考，仍就读于该校。
读书与救国
成县中学生在校受到良好的教育，爱国爱民的思想根深蒂固。“爱国救民，人人有责”，已成为同学们自觉肩负的使命。当抗日战争序幕拉开时，成县中同学立即组织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等，冲出学校，走向社会向广大群众做抗敌救亡宣传工作。其沸腾的热血、爱国的赤心，深深地感动了群众，激发了他们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祖国的雄心壮志。
1937年12月31日，吴叔衍、孙成武、陈孔昭、苏昭章等10位同学组织成立“丁丑学会”，阅读革命书籍，学习马列理论；并在校内创办《雷雨周刊》宣传抗日。
次年“丁丑学会”又创办了革命文艺月刊《文心》。巴金、谢文炳、刘盛亚等老一辈作家经常为《文心》写稿。该刊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强，深受广大进步青年读者的好评。其他班级同学朱枢、魏良淦、李理等还组织了革命文艺团体“燕风社”，出版《燕风月刊》，也是很受爱国群众欢迎的。
1937年底，同学羊路由（原名黄怀清）、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等一行数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许多同学集金资助，馈赠衣物，助其成行。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以后陆续北上的更多达数十人。留在大后方先后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的，还有曾黾、焦春富等同学。
“读书不忘救国”，是成县中学生坚守的信条，平时刻苦读书，目的正在于誓雪国耻，振兴中华。因此，学习动力也就特别强大。一旦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之际，同学们便会立即投笔奋起，义无反顾地奔赴国难。不论在陕北，在大后方，人人皆能为国为民，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抗战开始，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的统一号召下，全国学生一律实行军事化。这时，成县中的学监室改为军训处。指挥全校作息的钟声换成了昂扬奋发的军号声。并增设了军事训练课程。从早起床到晚就寝，生活起居，上课下课，出操收操，悉听号声行动。生活紧张，气氛严肃。成县中学生对严格的军训，内心是乐于接受的，能自觉地严守纪律，认真操练，随时随地以学生军自命，一旦国家召唤，便可以立即奔赴抗敌前线。因而每当全市进行军训大检阅，成县中的军训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
可是，同学们对当时军训主任教官彭某某多有反感，主要是他对学生强行灌输法西斯思想，训话空洞乏味，且态度生硬，甚至体罚学生。于是他在自己和学生之间挖筑起一道无形的沟墙。在他的利诱威胁下，成县中也出现了“职业特务学生”，其中有的还是“复兴社”分子，这些败类却被军训处指定为班级之“长”了。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同学的言行，发展落后学生。他们像小偷一样，利用机会偷看同学们的信函和书籍，因而遭到同学厌恶，处处提防，使他们无缝可钻。
鹰犬既起不了作用，主任教官只好亲自上阵，时常叫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到军训处“个别谈话”，但同学们绝不上他的当。
有一次，他问我：“当今，你最崇拜的伟人是谁？”
“我的父亲。”我这样回答。
“为什么？你的父亲伟大在哪里？”他还穷追不舍地问。
“因为他生我、育我，还供给我读书，希望我成才。慈父之恩，终生难忘……”言之成理，他也无可奈何。
“救国不忘读书”，也是成县中学生的信条。抗战初期，救亡工作虽很繁忙，但同学们仍能做到救亡、读书两不误。上课时专心听讲，课后互相切磋。而救亡活动也使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和才能； 反过来对学习又起着促进作用。
抗战初期，敌机空袭频繁，学校疏散至外西茶店子。后来又遭火灾，只好搬回原校。白天空袭警报发出，同学们便带上干粮和书籍，跑到隐僻幽静之处自学，不稍懈怠，尽管当时上课不能正常进行，但同学们的学习成绩并未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