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宏大进程，不仅需要俯瞰其波澜壮阔的全景，更需深入那些具体而微的地域社会，审视革命的火种如何点燃、蓄势、最终在特定的时空节点迸发出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1927年5月14日爆发于广东遂溪县乐民地区的“海山暴动”，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南路地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标志性开端。然而，这一“开端”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根植于国共合作初期数年间，在雷州半岛独特的乡土社会结构中，一场深刻的政治动员、组织建构与武力积蓄过程
本文旨在超越传统的事件性描述，通过系统整合与互证一系列新近被重视或发掘的多源核心档案，对海山暴动的前史、进程与余波进行前所未有的精细重构。
这些档案包括：佐证了1924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遂溪县分部，组织改组后的核心领导名单材料（源于汉口档案9447号）、1926年关于遂溪农民运动实力精确统计的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官方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发表于《中国农民》期刊）、1927年“海山武装暴动”事件进程中地方政府与驻军的紧急电报、省级清党机构的会议决议与人事任命记录，以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通缉令公文（台湾“国史馆”档案）和《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通过对这些文献的串联解读，我们将清晰地看到，海山村如何从一个地理概念，演进为国民革命在遂溪县的早期组织策源地、农民武装力量的领导核心输出地与军事总堡垒；而海山暴动，则是一个早已完成组织化与武装化建构的革命实体，在外部政治环境剧变下，为求生存与发展而必然采取的夺取政权的战略性行动。本文的叙述将严格遵循时间逻辑，力求人物、机构、事件与数据的完整呈现，以期还原一幅立体、复杂且基于坚实史料的地方革命起源图景。
第一章
国共合作初期海山籍群体的崛起
（1924年）
第一节 国民党改组与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迅速在全国各地，包括偏远的南路地区，建立和发展其基层组织。遂溪县，作为雷州半岛北部要县，其国民党的改组与重建工作随即展开。
汉口档案档号9447文件佐证了国民党广东党部遂溪分部领导层结构。
黄学增等人的《请愿书》内容——为我们揭开和佐证了这一时期遂溪县革命领导力量的核心构成。在1924年2月，即国民党一大结束后不久，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遂溪县分部完成了改组，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其核心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 黄河沣（海山村籍）
· 黄学增
· 黄汝清（海山村籍）
· 黄荣
· 方景
这个五人执行委员会，负责全县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略规划、政治决策与总体领导。与此同时，分部内负责具体行动的执行层骨干，主要包括：
· 黄汝南（海山村籍）：主要负责革命宣传。其事迹记载，他于1924年2月直接在遂溪县城进行反对军阀邓本殷的演讲活动时被捕，随后英勇牺牲，成为南路地区有记载的早期革命烈士之一。
· 黄广渊（海山村籍）
· 黄斌
· 陈荣位、陈荣福、薛文藻、余道生等等
（以上人员当时身份均为省党部遂溪分部国民党党员）
这一执行层主要负责基层动员、宣传鼓动、情报联络以及潜在的军事行动准备。
第二节
海山村作为“组织策源地”的早期印证
这份1924年初的名单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价值：
1. 海山籍群体的绝对主导地位：在县分部最高决策层（5名执行委员）中，海山村籍人士占据两席（黄河沣、黄汝清），比例高达40%。在执行骨干层中，黄广渊、黄汝南等亦为海山籍。这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国共合作伊始、国民党地方组织重建的关键时刻，海山村已经成为遂溪县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核心输出地与聚合点。 革命的组织策源，首先体现为人才的集中输出。
2. 内部政治光谱的多元与共生：这个以同乡地缘为纽带形成的领导集体，内部已蕴含着不同的政治倾向。黄学增、黄广渊等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黄学增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师从广东农会运动领袖彭拜，而黄广渊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师从广东农会运动领袖阮啸仙，并很快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黄河沣、黄汝清等人则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主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或地方民族主义革命者。在“国民革命”的共同旗帜下，他们结成了政治联盟，协同工作。这种合作模式，为后来在更具体的社会运动（如农民运动）中的协作预演了可能性。
3. 本土化革命网络的雏形：这份名单勾勒出一个以海山籍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为枢纽，初步覆盖党务、宣传乃至准军事领域的早期革命网络。它并非外力植入，而是深深植根于本地社会关系之中。这为后续更广泛、更深入的民众动员与武装建设，储备了至关重要的、兼具革命理想与乡土认同的领导人才。
第二章
从政治参与到武力垄断
（1925-1926年4月）
第一节 南征胜利与地方政权的获取：
黄河沣出任县长
1925年秋至1926年初，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南征战役彻底击溃了军阀邓本殷，完全统一了广东南路。军事胜利后，新政权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南路善后与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将领手中。
关键史料显示，1925年11月1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遂溪城后，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兼南路警备司令陈铭枢，推荐其所属政治团体——“高雷钦廉琼崖星罗阳八属革命同志会”（简称“八属革命同志会”）在遂溪的负责人，出任遂溪县县长。这位被推荐者，正是黄河沣。
从其组成名单来看，“八属革命同志会”是国民革命军南征胜利的绝对领导力量。
陈铭枢将军，高雷钦廉琼崖星罗阳八属革命同志会执行委员
这一任命是多重逻辑作用的结果：
1. 政党资格：黄河沣是改组后的国民党遂溪分部核心执行委员，具备充分的党职资历，在南征国民革命军讨邓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中做了应有的贡献。
2. 派系纽带：他作为“八属革命同志会”在遂溪的骨干，符合陈铭枢等粤系军事领袖在战后安置可信赖的地方人员、巩固其势力范围的政治需要。因此，黄河沣于1925年底至1926年1月间，正式出任遂溪县县长。这标志着，海山籍革命领导群体中的一部分，成功地从政党活动领域进入了地方行政权力体系。
第二节 行政权力对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催化
根据《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第13-14页记载陈述：黄河沣在短暂的县长任内（其主导性施政集中在1925年年底至1926年1月），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扶助农工政策，这些政策与另一批海山籍革命者——以黄广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党员身份领导的农民运动——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汇与协作。
主要举措包括：
1. 制度与财政的颠覆性转移：主持召开遂溪县第一次全县人民代表大会（一种由各团体、阶层代表组成的议事形式），推动通过决议：裁撤全县各区旧式“保卫局”。这些保卫局实质是地方豪绅掌控的私人武装或半官方治安机构，是旧乡土权力的武力支柱。决议进一步规定，原用于保卫局的所有经费，全部划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使用。该报告也特别高度赞扬了同期海康县长，其召集的全县代表大会做出相同的议决：撤销各区保卫局，其经费款项划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此举一举两得：既从经济和法理上瓦解了传统封建势力的武装基础，又为新兴的农民革命组织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合法财政来源。
2. 《概况》第28页附加报告内容，显示其司法与政治权力的直接支持：黄河沣曾亲自前往农民运动活跃的第七区，督办查办了被农民协会指控为“官匪”、横行乡里的民团长陈敬斋，以县政权威和司法力量公开为农民的反霸斗争撑腰。
这一时期，形成了“海康县县长、遂溪县县长（黄河沣）利用行政权力提供上层政治庇护、制度认可与资源输送” + “共产党农运领袖（黄广渊）进行底层社会动员、组织建设与军事训练” 的独特协作模式。这种模式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成为可能，并极大地加速了农民运动特别是农民武装的合法化与正规化进程。
第三节 报告中的数据说明了垄断性实体
至1926年4月，黄广渊在遂溪县第六、七区（以海山村为核心辐射区）领导的农民运动，其发展成果被一份权威的官方调查报告以精确的数据形式记录下来。这份报告发表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印行的《中国农民》期刊第四期，题为《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是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官方报告，该报告第26页。其数据具有无可置疑的客观性与说服力：
1. 人力资源的绝对集中：报告指出，遂溪县第六区的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会员总数，占全县同类会员总数的54.9%。若加上与之紧密一体、同属黄广渊主要活动范围的第七区，两区合计占比超过全县总数的60%。这意味着，全县的革命性农民力量，绝大部分汇聚于西南一隅。
2. 武装力量的质与量双重垄断：枪械统计更为惊人。当时遂溪全县农民自卫军拥有的枪支总数约为550支。而第六、七区两区就集中掌握了430支，占总量的69%。在武器质量上，垄断优势更加彻底：全县所有的驳壳枪（一种当时较先进的近战速射武器）100%集中在该两区；全县制式步枪的70%也由该两区控制。这不仅体现了数量优势，更是对核心精良武器的绝对掌控。
3. “海山武装暴动”初步的军事化编制与本土化领导：，第六、七区的农民武装已超越村落自卫队形态，实现了跨乡的初步军事整合，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大队”。其指挥架构清晰：
· 大队长：黄广渊（海山村籍）
· 第一中队长：薛文藻
· 第二中队长：黄宗赐（海山村籍）
· 第三中队长：余道生
· 第四中队长：黄安扬（海山村籍）
此外，海山村籍农军骨干还包括黄宗田（即后文被俘的黄砚龙）、黄宗读、黄宗号、黄宗逗、黄安凤等一批本村青年。领导层与核心骨干的高度本土化、宗族化，表明这支武装深深扎根于海山村的社会血脉之中。
4. 组织形态的先进性：报告特别类比，在遂溪全县范围内，唯有第六区成功实现了区级农民协会的实体化运作，并成功组织了跨乡的联合军事训练。这标志着该地区的农民运动已从经济斗争和零散自卫，进化到建立区域性政治权威和常备武装力量的阶段，具备了“准政权”的某些特征。
本节核心结论：至1926年4月，在国共合作的鼎盛时期，遂溪县第六、七区（以海山村为不可动摇的神经中枢、训练基地和械弹库）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组织与领导下，孕育并成熟了一个 “准政权”式的农民武装自治实体。它垄断了全县革命性人力（超60%）与核心武力（69%的枪支，100%的驳壳枪），建立了初步的指挥体系，并得到了县政的合法性加持。海山村，至此已完成了从“组织策源地”向“武力策源地”的演进，成为一座蓄势待发的革命堡垒。
第三章
生存危机下的武装夺取政权
（1927年4月-5月）
第一节 政治气候的骤变与合法性危机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广东当局随即于4月15日展开“清党”，大规模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如一场政治海啸席卷全国。
对于时任中国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的黄学增；对于时任国民党遂溪党部的陈光礼、委员陈荣福、薛经辉等；对于时任国民党海康党部主席陈荣位、除暴安良会会长黄斌等；对于黄广渊及其领导的、拥有430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大队而言，这一突变意味着其生存基础的彻底颠覆。他们一夜之间从受国民政府政策认可的党务工作者，甚至支持的“合法革命武装”，变成了必须被立即剿灭的“共党逆匪”。生存，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第二节 战略抉择从自卫到进攻
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黄学增、黄广渊、黄斌、陈光礼等核心成员作出果断决策：不再幻想或退让，而是将经营多年的农民自卫军，公开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并以武装斗争开辟生存空间，尝试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三节 海山暴动：垄断性武力的雷霆一击
1927年5月14日，决策转化为坚决的军事行动。黄广渊指挥其农民自卫军大队，突袭并攻占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象征——遂溪县乐民区署，俘获区长潘林雄及警员等七人，缴获其全部武器押回农民指挥部海山村。行动后，他们举行了具有传统结盟色彩与现代革命意味的“歃血盟誓”仪式，并公开“遍树赤帜”，宣告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彻底决裂。此次军事行动，史称“海山暴动”。
其实质内涵必须被重新审视：这绝非简单的农民骚乱或土匪袭扰。这是一次由高度组织化、武器精良、在地方范围内具备武力垄断优势的军事政治集团，在政治身份被剥夺后，为求生存、谋发展，主动发起的、旨在推翻当地旧政权、建立革命割据区域的战略性进攻作战。它充分利用了长期经营的根据地（海山、乐民城）和地理优势（海山村历史形的星罗棋布的坚固碉楼群）。
第四节 地方政权的恐慌与向上求救
暴动引发了地方统治阶层的巨大恐慌。遂溪县县长林应礼显然无力应对。他于1927年5月21日向全省最高层的军政党务机构发出一封加急快邮代电，生动反映了其绝望处境。
上图为1927年5月21日遂溪县县长林应礼在乐民发给其相关上级主管部门的快邮代电
· 发电方：遂溪县县长林应礼。
· 主送方（收电单位）：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广东特别委员会、广东省政府委员会、广东民政厅、财政厅、南路行政视察员、高雷党务视察员等。
· 电文核心内容：承认暴动武装“退守乐民城及海山乡一带，负嵎顽抗”。最关键的是，他明确指出：“该乐民城及海山乡城垣坚固，炮楼众多，非用大炮进攻难收实效。” 这封发往最高权力中心的求救信，从反面确凿印证了暴动武装依托其策源地的强大防御实力与战斗决心，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县级政权自身武力的苍白与无能。事件开始超出地方控制范围。
1930年代绘制的地图，地图清晰标示海山村与乐民城布防
第四章
乡土调解与力量重组
（1927年6月）
第一节 联合军事清剿与血腥僵持
鉴于地方警力溃败，更高级别的国家武力迅速介入。6月初（史料记载的“有日”，约为6月5日），驻防雷州的国民革命军温钟声营，与海康县县长谢莲航派出的县游击队联合，对据守海山村的暴动武装发动了旨在歼灭的联合总攻。战斗异常残酷。
海康县长谢莲航于1927年6月6日发出的战报，提供了这场战斗的官方记录：
· 发电方：海康县县长谢莲航。
· 主送方（收电单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北海警备司令、南路行政视察公署。
· 战报核心内容：
· 暴动方：“击毙匪党甚多，伤者无数”，并俘获负责后勤接济的核心人员黄砚龙（即黄宗田）、王祥轩（黄祥轩）。
· 政府军方面：“阵亡中士一名、士兵二名，伤排长杨尧一员、士兵三名”，付出了相当代价。
· 然而，战报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黄学增、黄斌、黄广渊等则事先逃去，未遑擒获。”
这份战报表明，联合军事进攻虽然给暴动武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损失（骨干被俘），但未能实现其最核心的战略目标——歼灭以海山籍领导人为首的指挥中枢。军事行动陷入了消耗巨大的攻坚僵局。
第二节 宗族伦理与政治计算的交织
正是这种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为基于传统乡土社会逻辑的调解创造了空间与必要性。此时，已赴省任职的黄河沣，基于三重复杂动机，再次介入家乡事务：
1. 宗族血亲伦理责任：海山村是他的祖居之地，聚居着大量同宗同族的亲人。一旦政府军真的动用林应礼所请求的“大炮”进行强攻，整个村庄很可能玉石俱焚，这是他作为一名传统士绅出身者无法承受的道德与情感压力。
2. 高层政治人脉资本：凭借其在“八属革命同志会”时期与陈铭枢、林云陔等粤系军政高层建立的旧谊，他拥有与前线军方高层进行沟通、陈说利害的特殊渠道和影响力。
3. 现实政治利弊判断：他或许也认为，单纯依靠武力强攻，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未必能彻底根除“祸患”（领导人已脱困），反而可能激起更广泛区域的民变，使局面更难收拾。
在黄河沣的斡旋下，军方对海山村的战术调整为“围而不炮攻” ，即保持军事压力但暂停毁灭性强攻。随后，他依照乡土社会解决内部重大冲突的惯例，邀请了一位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公亲”或“中间人”——他的同宗兄弟、时任乌石盐场署长的黄兆昌，冒险进入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海山村，与黄广渊等领导人进行谈判。
第三节 脆弱的地方性协议
谈判的焦点集中于解决当下的现实军事危机，而非意识形态争论。最终达成的是一项非正式但各方默认的协议：
1. 暴动武装释放此前俘虏的乐民区长潘林雄等人。
2. 暴动武装可以携带随身武器，有序撤离海山村。
3. 政府军解除对海山村的紧密军事包围，不予立即追击。
这一结果，是传统宗族关系、乡土人情与信用网络，对现代政党政治军事冲突的一次成功但短暂的干预与缓冲。它暂时避免了最惨烈的结局（村庄毁灭、武装核心被歼），为黄广渊部保存了最珍贵的领导骨干与有生力量。然而，它丝毫未能触及国共之间已然你死我活的政治根本矛盾。
第四节 革命韧性的乐民武装起义
黄广渊部撤离海山村后，并未远遁或溃散。黄学增、黄广渊、黄斌、陈荣位、陈光礼他们凭借其深耕多年、极为稳固的组织网络（原第六、七区农会农军体系），迅速转移至附近的乐民城，并以惊人的效率重整旗鼓，扩大动员。1927年6月25日，他们发动了规模更大、组织更为严密的“乐民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的爆发，明确宣告了：政治信仰与革命组织的凝聚力，已经超越并最终突破了基于乡土伦理的临时妥协所能约束的范畴。斗争进入了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第五章
镇压升级国家机器的系统化反应
（1927年6月下旬-8月）
第一节高雷区清党委员会的成立
乐民起义的爆发，使广东省当局彻底认识到，遂溪海康边界的革命运动已非普通的地方治安事件，而是必须动用全省资源予以根除的严重威胁。镇压行动迅速升级，并体现出高度的策略性与系统性。
1927年6月27日，即在乐民起义爆发仅仅两天后，广东省清党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纪要清楚记载了会上通过了一项极具深意的人事调动决议：将刚刚在三天前（6月24日）被任命为两阳区（阳江、阳春）清党委员会主席黄河沣，被林云陔硬生生紧急调任至高雷区清党委员会担任委员。
林云陔：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任高雷道都督。后留学美国。1920年后，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广州市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财政厅厅长、建设厅厅长、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部长、审计长等职。1948年10月病逝于广州。
这一调动对广东省清党委员会来说，堪称一石二鸟的“妙棋”：
1. 利用地方影响力：省方深知黄河沣在遂溪、海康地区复杂的宗族网络和地方声望，希望利用他来“安抚”地方情绪、分化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或至少防止事态进一步恶性蔓延。
2. 完成政治规训与捆绑：将其正式纳入清党系统，也是对其个人政治立场的一次终极“站队”要求。他必须从之前模糊的“乡土调解人”角色，彻底转变为现行体制内负责“肃清”任务的“政治执行者”，并表示对其行为问责，还要黄河沣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对“党国”的忠诚。这标志着一个地方精英被国家镇压机器正式吸纳、整合并工具化的过程。
紧接着，1927年7月16日，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在茂名（高州）正式宣告成立。委员会由陈元瑛担任主席，委员包括黄河沣、黄耀欧等人。该委员会的成立，是国民党广东当局应对南路革命形势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创设。它标志着对南路地区革命运动的镇压，从此进入了由省级权力直接领导、统一指挥的，党政军一体化的、常设性的系统运作阶段。
第二节 中央政权的终极政治定性：全国通缉令
几乎与省级专门镇压机构成立的同时，国民党的中央权力机器也对这一地方性事件作出了最高级别的政治裁决。台湾“国史馆”所藏档案完整揭示了这一自上而下的定性过程：
· 档案001-014163-00011-013：1927年7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致函国民政府，明确指出“广东茂名县黄学增、梁本荣勾结共党，应予除名通缉”，并报告“当经议决开除党籍并希通缉”。这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关作出的正式政治判决，从党的层面上彻底剥夺了黄学增等人的合法性。
请注意观察国民党中央执行部令广东省政府对黄学增的通辑说词：茂名黄学增、梁本荣（因为时任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别委员委员（1926-1927年常驻茂名），用“勾结”一词说明国民党中央和省政府还没确认黄学增是不是共产党员。后期1929年十二师师长黄质胜派人到乐民海山、墩文、北灶等村调查内容交叉佐证了此说法。
十二师师长黄质胜派员到乐民你调查汇报笔录报告
档案001-014163-00011-014：1927年7月16日（与高雷区清党委成立同日），国民政府秘书处回函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函为议决黄学增、梁本荣除名通缉请查照缉办”。这标志着党的决议被转化为国家行政命令。
档案001-014163-00011-016：随后，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正式呈文国民政府，汇报“已令饬所属一体遵办通缉黄学增、梁本荣”。
至此，通过一套完整的、自中央至地方的公文流转程序，海山-乐民事件的领导人，已从地方政府缉捕的“匪首”，被擢升和定性为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明令全国通缉的“政治要犯”。事件的属性，已从地方性的军事冲突，跃升为危及“党国”根本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政治案件。镇压获得了最高层级的合法性与紧迫性。
李济琛（男，任潮，广西苍梧）
学历：两广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大学经历：军事参议院、中央监委会、国民大会、人民政协、宪法起委员会、中央选举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中国文学教育协会、民革会、中央人代会、广东省政府、黄埔军校、训练总监部、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央监委会、国际人权保障会、中华人民自治总会、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政协
陈元瑛（男，慕琦，广东吴川）
学历：广东公立法政专校经历：广东高等审判厅龙川分庭、广东高等审判厅台山分庭、广东高等审判厅陆丰分庭、广东茂名地方审判厅、广东高雷区清党委员会、财政部广东印花税总处、广东信宜县政府、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政府、广东省建设厅、审计部总务处、审计部第二厅、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会。
第三节 军事围剿的最终阶段与善后安排
起义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究难以长期支撑。至1927年8月上旬，乐民城等主要据点相继被攻破，持续约两个半月的、以海山暴动为起点的公开武装斗争，在军事上被镇压下去。
以上是1927年8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记载截图，右题为：高雷区清党主席陈元瑛的《高雷区清党会电告击散逆党》说明镇压乐民武装起义详情。左题为：《请省清党会转中央通缉汪精卫》
起义失败后，善后工作随即展开。根据相关记载，高雷区清党委员会主席陈元瑛在完成主要军事镇压后，将遂溪县的暴动善后事宜，交由熟悉本地情况的委员黄河沣代理负责。与此同时，起义军并未被完全消灭。一部分骨干力量在陈光礼、薛经辉等人的率领下，携带武器，成功突破了包围圈。他们率领原农民自卫军大队中的第三、第四中队，撤退至北部湾海域的斜阳岛（亦称岭仔），依托海岛地形，继续坚持斗争。这部分力量的保存，为革命火种在南路地区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
第六章
牺牲、转移与历史阶段的确立
（1927年8月-10月）
在国民党当局随后展开的严厉“清乡”与严密搜捕中，乐民武装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海山人民的儿子黄广渊，于1927年10月在战斗中不幸中枪，英勇牺牲。此前，他的同村战友、农军骨干黄砚龙（黄宗田）黄祥轩 等人已在6月初的战斗中被俘。以海山籍青年为领导核心的、曾一度垄断遂溪县农民革命武力的这股早期力量，在其诞生的乡土上，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
然而，陈光礼、薛经辉等人率部转移斜阳岛，标志着斗争并未终结，而是从大规模的陆地公开割据，转向了更为艰苦的岛屿游击与隐蔽斗争的新阶段。斜阳岛此后成为南路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坚持斗争长达数年，书写了另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928年4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记载国民党广东省“南区善公署”在海南成立。这是陈铭枢取代李济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的机构调整，这也标志了“高雷区清党委员会”的解散，陈元瑛、黄河沣等人被调回广州任职。镇压和追捕共产党人的工作重新交回军方执行。
而黄学增在1928年后候补进入中共广东省委决策层，并被派遣到海南参与组织琼崖工农红军军事武装斗争活动，1929年在海口福音医院附近意外被捕，逼供后被杀害。详细过程请见1929年7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三版报道文章《格毙琼崖共匪首领—南路共军总指挥就逮》南区善后委员会公署案件报告文字。
上图为1929年7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报纸原始版本
“海山武装暴动”革命英烈光荣榜（节选）
黄广渊、黄建龙（黄宗田）、黄安扬三烈士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第七章
综合分析：从名单到枪杆子的完整革命链条
第一节 对“海山作为策源地”命题的三重实证
本文串联的史料，从三个时间维度完整证实了海山村作为广东南路红色革命策源地的核心地位：
1. 组织策源地（1924年证据）：汉口档案9447号显示，在国共合作起始之年，海山籍群体（黄河沣、黄汝清、黄广渊、黄汝南等）即主导了国民党遂溪县分部的重组，掌握了地方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组织架构与干部基础由此发端。
2. 领导力策源地：从1924年的县党部委员，到1926年的农军大队长、中队长，再到1927年的暴动与起义领导人，海山籍干部构成了一个连续的领导梯队，贯穿了党务、行政、军事各个关键领域。
3. 武力与根据地策源地（1926年证据）：《中国农民》里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报告以铁的数据证明，海山村农军是那个掌握全县69%枪械、100%驳壳枪的农民武装实体的总指挥部、训练营和军械库。其实力已具备“准政权”特征。
第二节 黄河沣：一个枢纽人物的四重角色流变
他的个人轨迹是理解整个事件复杂性的钥匙：
1. 革命组织者（1924）：作为国民党遂溪分部核心委员，参与奠基，高雷钦廉琼崖星罗阳八属革命同志会遂溪负责人。
2. 行政官（1926初）：以县长身份，运用行政权力激进地支持农运，为革命力量“输血”。
3. 乡土调解人（1927.6上）：基于宗族伦理，在军事僵局中斡旋，暂缓冲突。
4. 清党执行者（1927.6下-）：被省级权力吸纳为高雷区清党委员，从调解者变为镇压体系的代理负责人。
这一系列转变，生动体现了在大革命洪流中，一个具有双重身份（地方精英/国民党干部）的人物，如何在时代巨变、党派决裂与乡土情感的撕扯中，做出其充满矛盾与现实考量的选择。他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历史的工具。
第三节 海山暴动作为“开端标志”的完备历史逻辑链
其标志性意义，由一条坚实的证据链所支撑和定义：
· 组织渊源：可追溯至1924年国共合作催生的、以海山籍群体为核心的地方革命领导集体。
· 实力基础：暴动主体是1926年4月即已实现武力垄断的、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军事集团（数据确凿）。
· 直接导火索：1927年4月国共破裂导致该集团生存合法性丧失，危机爆发。
· 行动性质：非被动反抗，而是该集团为夺取政权、建立根据地而主动发起的战略性武装进攻。
· 系统反应：事件迅速引发地方政府崩溃性求援（5.21电）→ 省级成立专门镇压机构（高雷清党委）→ 中央下达全国通缉令。反应层层升级，说明其冲击力之强。
· 后续影响：开启了南路地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革命战争”新阶段，其剩余力量转移斜阳岛，斗争转入新形态。
因此，海山暴动不仅仅是“打响了第一枪”，它更是一次具备深厚组织根基、雄厚实力支撑、明确政治目标，并能引发国家统治体系连锁震动的系统性革命开端。
第四节 微观叙事中的宏观机理
海山事件作为一个微观案例，深刻揭示了早期中国革命的若干关键机理：
1. 国共合作的深层效应：它不仅提供了统一战线，更在地方层面催生了复杂的政治人物和强大的、由共产党实际掌控的群众武装。当合作破裂时，这些武装立刻成为对抗的资本。
2. 地方性内生动力的重要性：这场革命并非纯粹外来思想的灌输。它依赖于本土的社会网络（宗族）、本土产生的干部，并在本地社会中完成了力量的积蓄。革命是“在地化”的。
3. 国家镇压的现代化转型：国民党政权的应对，从依赖传统的地方军警，迅速演进为成立跨县的、党政军合一的专门党务委员会（清党委员会）来实施系统化、政治化的清剿，并辅以中央的意识形态定性。这反映了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进程中，政权对社会反抗的控制方式趋向复杂与严密。
综上所述，1924年至1927年间以广东遂溪海山村为焦点展开的历史戏剧，是一部完整的、充满张力的地方革命生成与受挫史诗。它始于国共合作初期一群海山籍青年在县党部的政治集结与组织奠基；经由县政的短暂催化，在1926年春天锻造出一个在数据上清晰可辨的、具有垄断性武力的农民武装自治实体；最终在1927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变局中，为求生存而爆发为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随后，它经历了传统乡土调解的短暂缓冲，革命力量的顽强再起，并最终引致了省级与国家层面镇压机器的系统化、制度化碾轧。
海山村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了从“领导力输出的组织策源地” 到 “武力积蓄与爆发的军事策源地” 的历史性统一。而1927年5月14日的海山暴动，其历史地位正根植于这条清晰、完整且证据确凿的因果链条之中。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积蓄的革命能量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必然释放。这段历史最终告诉我们，一场席卷全国的宏大革命，是由无数个像海山村这样具体的乡土细胞，经过深刻的内在蜕变与组织化建构，最终在时代风暴的激荡下联动而成的。对海山故事的细致解剖，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理解——理解中国革命那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深沉力量、其路径的曲折艰难，以及在宏大叙事背后，每一个具体人物所承载的抉择、信念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