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 年）的北宋文坛，一位青年才俊以一篇《留侯论》激起千层浪。彼时的苏轼，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转折点，经欧阳修、杨畋等文坛前辈推荐，寓居怀远驿，全力筹备制科考试。在这场关乎仕途命运的重要考验前，他精心撰写了二十五篇《进策》与二十五篇《进论》，而《留侯论》便是《进论》中的扛鼎之作。这篇文章以独特的视角、深邃的思考与磅礴的气势，不仅展现了苏轼过人的才华，更似一柄锋利的钥匙，开启了人们对历史人物与处世哲学的全新认知，在千年时光里始终散发着独特的思想光芒。
当我们翻开《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圯上受书的典故宛如一段神秘的传说，历经岁月的打磨，始终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故事中，一位神秘的老人在桥上故意将鞋子掉落，命张良去拾取并为他穿上，随后以 “孺子可教” 相赠兵书，这充满神话色彩的情节，千百年来让无数读者心生疑窦。以司马迁的史才与识见，为何会将如此神怪之事载入史册？这一疑问，也让后世对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多有揣测。
而苏轼在《留侯论》中，以其超凡的洞察力和大胆的想象力，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在他看来，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笔下虚无缥缈的 “鬼物”，而是秦代一位深藏不露、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这位老人的出现，绝非偶然，其用意也不在于简单的授书，而是有意对张良的隐忍程度进行一场严峻的考验。彼时的张良，刚刚经历了博浪沙行刺秦皇的壮举。虽然行刺以失败告终，但这一行动足以展现他对暴秦的满腔义愤和过人的勇气。然而，在苏轼眼中，这种 “不忍忿忿之心” 的匹夫之勇，在秦王朝如日中天的强大势力面前，不过是飞蛾扑火，白白送死。老人深知张良身负奇才，心怀大志，却也看到了他性格中冲动易怒、缺乏隐忍的一面。于是，老人以傲慢无礼之举，如故意走到张良跟前堕履又命他取履，甚至要求张良为自己穿上鞋子，一次次折辱张良的尊严。这些看似无理的行为，实则是老人精心设计的 “试炼场”，旨在 “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让张良学会 “能有所忍”，从而为成就大业奠定性格基础。
苏轼对这一情节的解读，不仅展现了他独特的历史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在他的笔下，张良从最初 “欲殴之” 的愤怒，到 “强忍” 着为老人取履、穿履，再到 “殊大惊，因目之” 的惊讶，以及最后因多次赴约迟到而不断反思，直至 “夜未半” 即往的觉悟，一连串带动作的心理描写，将 “忍” 字的深化过程刻画得丝丝入扣，生动地展现了张良在老人的磨砺下，性格逐渐成熟、心境日益沉稳的蜕变历程。而老人通过这些考验，最终得出 “孺子可教矣” 的结论，也印证了苏轼的观点：老人的真正用意 “不在书”，而在于培养张良 “忍小忿而就大谋” 的能力。
苏轼在文中开宗明义，以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作为文章的 “文眼”。这一论断，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凝结着青年苏轼对人生境遇的深刻体悟，也无意间为其日后跌宕起伏的人生写下注脚。在苏轼的认知里，真正的勇者，并非是那些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的莽夫，而是能够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保持镇定，在无端的羞辱与挑衅面前克制怒火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心怀远大抱负，有着超越常人的格局与境界。回顾苏轼自己的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从乌台诗案的生死考验，到多次被贬至偏远之地的困境，他却始终能在困境中坚守自我，以 “忍” 为德，在诗词文章中抒发豪情，在艰难处境中为民造福，最终在词、文、诗、书、画等多个领域成就非凡，开创豪放一派。可见，《留侯论》中对 “忍” 的推崇，不仅是对张良的剖析，更是苏轼以古喻今，对自我人生的一种期许与告诫，是他在面对人生风雨时的精神指引。
为了让 “忍小忿而就大谋” 这一核心观点更具说服力，苏轼在文中广征博引，将历史史实信手拈来，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织锦大师，将众多历史故事编织成一张严密而有力的论证之网。他既列举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而成就大业的正面典型，又引入项羽因不能忍而兵败垓下、刘邦能忍终成霸业的反面事例，正反对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冲击。
郑伯在面对楚国大军压境时，放下一国之君的尊严，肉袒迎楚，以谦卑的姿态换取国家的和平与安宁。他深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贸然抵抗只会带来生灵涂炭、国破家亡的后果。这种暂时的隐忍，展现了他以大局为重的智慧和胸怀。而勾践在会稽之战失败后，被迫向吴国求和，甚至不惜到吴国为奴，受尽屈辱。但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而是默默忍受着一切，卧薪尝胆，积蓄力量。最终，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长久的隐忍，成功复国，并一举击败吴国，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这两个例子，生动地诠释了 “忍” 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命运的重要影响。
与之相反，项羽虽然勇猛无比，力能扛鼎，在反秦斗争中屡建奇功，但他性格暴躁，刚愎自用，不能忍受一时的挫折和屈辱。在鸿门宴上，他错失了诛杀刘邦的绝佳机会，正是因为他不能忍下一时的愤怒和猜忌；而在面对垓下之围时，他又因无法承受失败的耻辱，选择自刎乌江，最终功败垂成。反观刘邦，他出身低微，却能在复杂的局势中审时度势，隐忍不发。面对项羽的强大压力，他多次委曲求全，甚至在韩信请求封王时，尽管内心不满，却在张良的劝说下，果断封韩信为齐王，从而赢得了韩信的支持，为最终战胜项羽奠定了基础。苏轼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 “忍” 与 “不忍” 在人生道路上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到 “忍” 的重要性和价值。
在论述张良事迹时，苏轼巧妙地将圯上受书、博浪沙刺秦以及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三件看似孤立、毫无关联的事件串联起来，展现出了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力。他指出，博浪沙刺秦是张良 “不忍” 的表现，是他年少气盛、急于为韩国报仇的冲动之举。而圯上老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以特殊的方式对其进行考验。老人的一系列行为，从堕履命取到足受其履，再到多次以迟到责难张良，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目的就是要让张良明白，真正的英雄不仅要有勇气，更要有隐忍的智慧。
而在刘邦与项羽的争霸过程中，张良劝说刘邦封韩信为齐王这一事件，更是有力地证明了 “忍” 的重要性。当时，韩信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势力逐渐壮大，他趁机向刘邦请求封王。刘邦接到请求后，勃然大怒，差点当场发作。但在张良的及时提醒下，刘邦意识到，此时若与韩信发生冲突，必将动摇军心，导致局势失控。于是，他强忍怒火，果断封韩信为齐王。这一 “忍” 的举动，不仅稳住了韩信，赢得了他的忠诚，更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轼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详细分析，将张良的 “忍” 学智慧与刘邦的成功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使 “忍小忿而就大谋” 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
从行文风格来看，《留侯论》尽显苏轼史论汪洋恣肆、豪放洒脱的特点。文章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气势磅礴，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在论述过程中，时而如奇峰突起，令人眼前一亮；时而似九曲回肠，引人深入思考，极尽曲折变化之妙。开篇立论，直入主题，以一句掷地有声的论断，迅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随后引事论证，层层深入，将历史故事与自己的观点紧密结合，逻辑严谨，丝丝入扣；结尾以揣度张良状貌作结，看似随意，实则余韵悠长，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文中语句长短交错，节奏明快，既有雄辩的气势，又不失灵动的韵味。苏轼善于运用排比、反问等修辞手法，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在论述 “忍” 与 “不忍” 的区别时，他通过一系列的反问句，如 “此岂非人之情也哉？”“其谁曰不然？” 等，引发读者的思考，使文章更具思辨性。正如古人所评，其文 “若断若续，变幻不羁，曲尽操纵之妙”，读来令人酣畅淋漓，拍案叫绝。
《留侯论》的诞生，正值苏轼精心准备制科考试的重要时期。在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苏轼怀着经世济民的壮志，渴望通过科举考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文章中对张良的分析与评价，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更是他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篇文章不仅展现了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更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对人生哲理的不懈探索。它是苏轼青年时期思想的结晶，也是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