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全面南侵与南宋的绝地反击：长江在燃烧
金国的轰然倒塌，让南宋朝野，尤其是以赵范、赵葵兄弟（时任两淮制置使）和全子才（时任淮西制置使）为代表的激进主战派，血脉贲张。他们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蒙古主力北撤（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中原空虚，一举收复故都东京汴梁（开封）、西京洛阳（河南府）、南京归德（商丘）等“三京”之地！实现“据关（潼关）守河（黄河），光复祖宗基业”的宏图。
郑清之力排众议（以史嵩之为首的务实派强烈反对，认为蒙古必报复，且后勤难继），在理宗的支持下，批准了入洛计划。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宋军兵分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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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自庐州（合肥）出发，一路几无抵抗，于六月十二日“收复”汴梁。然而，这座梦寐以求的故都，早已是“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一片废墟。更致命的是，军粮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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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葵率淮东兵五万，自泗州北上，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后，不顾粮草匮乏的现实，强令部将徐敏子、杨谊等率军西进洛阳。七月，宋军前锋进入洛阳，同样是一座空城、死城，“城内并无一物，遗骸遍地”。此时，宋军已断粮多日，“采蒿和面作饼而食”。
蒙古人并非毫无防备。窝阔台大汗震怒于南宋的“背信弃义”（蒙古视中原为其征服之地），立即命大将塔察儿（国王）率机动部队南下，并令在河南的游骑袭扰宋军粮道。同时，蒙古军掘开黄河寸金淀（开封附近）水淹宋军后勤路线。宋军粮道彻底断绝！
七月末，塔察儿部主力进逼洛阳。缺粮疲惫的宋军被迫在洛阳城东三十里处的龙门（今洛阳南）迎战。蒙古铁骑如潮水般冲击宋军阵线。宋军虽奋勇抵抗，杨谊部先溃，导致全军动摇。一场惨败，主将徐敏子身负重伤，仅率残部数百人浴血突围南逃。洛阳得而复失。东线的赵葵、全子才在汴梁听闻洛阳败讯，又遭蒙古游骑不断袭扰，加之粮尽，军心崩溃，只得于八月仓皇放弃汴梁，全线南撤。
“端平入洛”以彻底的惨败告终。宋军损失精锐数万（主要是西进洛阳的部队），大量物资器械丢弃，寸土未得，反而彻底激怒了蒙古，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提供了完美的借口。消息传回临安，“更化”的光环瞬间黯淡。主战派声望扫地，郑清之引咎辞职（后被复用，但影响力大减）。主和（实为务实备战）的声音开始占据上风。然而，一切都太迟了。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大会，正式决定发动对南宋的全面战争！蒙古帝国这台战争机器，轰然启动，矛头直指南宋。
1235年春，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台大会，正式决议发动对南宋的全面战争。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如三支淬毒的利箭射向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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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皇子阔端、大将塔海等）： 主攻四川，意图夺取天府之国，顺长江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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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军（窝阔台三子阔出、大将口温不花、塔思等）： 主攻荆襄（湖北），目标直指南宋长江中游的防御核心——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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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路军（宗王口温不花、察罕等）： 主攻两淮（安徽、江苏），威胁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的门户。
四川的炼狱：成都之殇（1236年）
西路军阔端部势如破竹。1236年正月，蒙古军攻破蜀北门户沔州（今陕西略阳），守将高稼力战殉国。九月，蒙古骁将按竺迩率精锐骑兵长驱直入，突破南宋在蜀口（秦岭通道）的层层防线，兵临成都城下。此时的成都，承平日久，城防松弛，知府丁黼虽奋力组织抵抗，奈何兵微将寡，援军断绝。
蒙古军架起回回炮，巨大的石弹呼啸着砸向城墙，砖石崩裂，烟尘蔽日。城破之时，蒙古骑兵如潮水般涌入，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繁华的锦官城沦为地狱，“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昭忠录》所载，数字或有夸大，但惨烈可见一斑）。丁黼在两名副将的保护下，按照预定的线路，向南门撤退。行至西南四五里地，来到金花街菜园地，被蜂拥而来的蒙古军四面包围，乱箭横飞。丁黼被数箭穿心，当场阵亡。此时已是天交四鼓，即二十日凌晨。成都失守，蒙古军进城。丁黼虽然阵亡，但目睹他临敌无畏的部下们深受感动和鼓舞。参议官（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王翊带着残部一直与蒙古军进行惊心动魄的肉搏巷战。十月二十六日，蒙古军冲进知府衙署，发现官厅里面空荡荡的，一位身着整齐朝服的官员正襟危坐在大厅中央。蒙古军丢下王翊，在城里“纵火大掠”，王翊眼看百姓受到伤害而无力救助，便纵身投井。天府之国的心脏被狠狠刺穿，四川全境震动，残破不堪。此乃南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之大败。
荆襄的砥柱：孟珙的“机动防御大师”（1235-1240）
中路蒙古军（阔出为主帅）的目标是荆襄。这里是长江中游的锁钥，襄阳若失，则江南门户洞开。然而，蒙古人在这里遭遇了南宋真正的战神——京湖制置使孟珙。
孟珙，名将孟宗政之子，深谙荆襄地理与蒙古战法。他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多层次、大纵深、机动灵活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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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联防： 在核心区域（江陵府周边）大规模兴修水利，形成三道以湖泊、河流、沼泽、堰塘构成的广阔水网防御地带（称为“三海”），有效迟滞蒙古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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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罗棋布的堡垒： 在要冲之地广筑堡垒（如枣阳、光化、信阳等），互为犄角，屯驻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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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锐的机动兵团： 组建强大的野战部队（如“忠顺军”），由孟珙亲自指挥，哪里危急就驰援哪里。
1236年，蒙古名将塔思（木华黎之孙）率军猛攻江陵（荆州）。孟珙坐镇江陵，先派出小股部队多路袭扰，焚烧蒙古军粮草，使其疲惫。同时，他亲率主力在江陵外围布防。当蒙古军逼近时，孟珙命令部队在江陵城周围广布疑兵，点燃无数火堆，绵延数十里，夜间烽火相连，照耀江面如同白昼！ 蒙古军远道而来，见宋军声势浩大，阵势森严，疑有重兵埋伏，军心震动，竟不敢深入，被迫撤军。孟珙“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保住了长江中游重镇。
1237年，蒙古军转攻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孟珙再次发挥其机动防御的精髓，迅速调集兵力支援，内外夹击，大败蒙古军于光化城下。1238年，孟珙更是主动发起反攻，成功收复了此前被蒙古占领的襄阳、樊城、信阳、光化等战略要地！这是南宋在全面防御战中取得的最辉煌的攻势胜利，一举稳定了荆襄战局，孟珙因此功升任京湖、四川宣抚使（后改制置使），成为南宋西线战场最高统帅。 在他的经营下，荆襄防线成为南宋最坚固的屏障。
东线：血火两淮与杜杲的安丰奇迹（1235-1241）
东路的蒙古军由口温不花、察罕等率领，主攻两淮。这里是南宋的财赋重地和京畿屏障，防御体系最为严密（依托淮河、长江及众多堡寨）。
1237年冬，蒙古大将张柔（汉人世侯）率军攻陷南宋淮西重镇光州（河南潢川），打开了通往淮西的门户。随后，口温不花、察罕率主力围攻淮西另一要害——黄州（湖北黄冈）。黄州知州孟珙（此时已调任京湖，但黄州属其防区）再次展现出卓越的防御才能。他亲自坐镇，指挥军民死守，并利用水军优势不断袭扰蒙军。激战数月，蒙古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围。
1238年秋，蒙古军转攻淮东，目标直指庐州（合肥）。守将杜杲（时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早已严阵以待。杜杲是南宋著名的守城名将。他加固城防，制造了当时最先进的鹅梨炮、三弓床弩等守城利器。蒙古军架起数百座巨型抛石机（回回炮）猛轰庐州城，昼夜不息，城墙多处坍塌。杜杲指挥军民，用木栅、盛满沙土的布袋（“木女头”、“布袋阵”）甚至熔化的铁汁（“金汁”）堵住缺口，并组织敢死队趁夜出城反击，焚毁蒙军攻城器械。庐州城在血火中屹立不倒，蒙古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主帅察罕也被炮石击伤，被迫撤军。
窝阔台之死：欧亚大陆的震颤与长江畔的喘息（1241年秋冬）
当杜杲在安丰城头擦拭着溅满血污的鹅梨炮，当孟珙于江陵府衙中对着荆襄地图凝思破敌之策，当余玠在合州钓鱼山督建新城墙时，一股源自万里之外、足以撼动整个战局的巨大冲击波，正穿越草原与山河，向东亚大陆袭来。
狩猎行帐中的骤逝：
1241年冬十一月（具体日期史料记载不一，有十一月初五、初七、初八等说），蒙古帝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在和林（哈拉和林）附近的一次盛大狩猎（或宴饮）后，猝然崩逝于行帐之中，享年五十六岁。《元史》等记载其死因或与“饮酒过量”有关。这位在位十三年（1229-1241）、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二次西征（长子西征，横扫东欧）和灭金、侵宋战争的大汗，其生命如同草原上最猛烈的风暴，在巅峰时刻戛然而止。
权力真空与帝国刹车：
窝阔台的突然离世，瞬间在蒙古帝国的权力核心层引发了巨大的震荡和真空。按照蒙古传统，新大汗必须通过全体宗王、贵族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推选产生。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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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之争暗流涌动： 窝阔台生前属意其孙失烈门（其子阔出早逝），但窝阔台的长子贵由、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以及威望卓著且手握西征重兵的拔都（术赤之子）等，都对汗位有着潜在的诉求或影响力。复杂的权力博弈即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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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统帅的羁縻： 正在指挥攻宋的三路大军统帅，如阔端（窝阔台次子，西路）、忒木䚟（中路）、口温不花、察罕（东路）等，皆为宗王或与黄金家族关系密切的重臣。汗位更迭的敏感时期，他们必须关注后方的政治动向，甚至可能被召回参与拥立新君。继续大规模、高风险的前线作战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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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马真称制与战略收缩： 在忽里勒台大会召开前，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依据蒙古旧俗“称制”，暂时摄理国政。她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权力平稳过渡，稳定内部。面对复杂的继承形势和可能的内耗风险，乃马真后以及蒙古核心贵族们达成共识：暂停对外大规模征服战争，尤其是进展并非一帆风顺的南方战线（南宋）。一道紧急命令从中枢发出：前线各路军队，除必要留守部队外，主力停止进攻，相机后撤或就地转入防御，等待新汗继位后的决策！
长江畔的意外喘息：
这道来自遥远和林的罢兵令，如同久旱后的甘霖（尽管充满不确定性），洒在了南宋浴血苦战的各个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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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阔端的主力在肆虐川西、川北后，本可能继续向川东、川南施压。罢兵令至，其攻势明显放缓，部分军队开始北撤。这给了余玠宝贵的时间窗口，得以在残破的蜀地更从容地推行其山城防御体系，加固钓鱼城、青居城等要塞。饱受蹂躏的川民，终于获得了片刻的喘息，得以掩埋尸骸，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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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 中路蒙军在孟珙的顽强抵抗下，虽仍占据襄阳等部分要地，但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忒木䚟等将领接到命令后，停止了对江陵、鄂州等核心区域的压迫性攻势，转为小规模袭扰和巩固占领区。孟珙敏锐地捕捉到敌军动向的变化，他利用这难得的间隙，加紧整修城防，补充兵员粮秣，并派兵收复部分失地（如1239年曾短暂收复襄阳，但因兵力不足旋得旋失，此时可加强控制周边），同时忧心忡忡地向临安上书，强调“虏虽暂退，其志未衰”，必须趁此良机，大修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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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 东路蒙军在东口温不花、察罕指挥下，虽在安丰、庐州受挫，但实力犹存，仍对淮河防线构成巨大威胁。罢兵令下，其大规模攻城行动基本停止，军队收缩至几个主要据点（如光州）。淮河前线的警报级别暂时降低。杜杲等守将得以加固在战火中受损的城防，医治伤员，恢复生产。
临安的迟钝与余玠、孟珙的远见：
前线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喘息期，传递到南宋都城临安时，朝堂的反应却显得复杂而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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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酋毙命”的短暂欢愉： 窝阔台死亡的消息传来，临安城内确实弥漫过一阵轻松甚至欣喜的气氛。一些官员将此视为天佑大宋，认为蒙古内乱将长久持续，威胁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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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派的“安枕”论： 以宰相史嵩之为代表的主和（或务实派）势力，虽不至于完全松懈，但更倾向于利用此机会巩固现有局面，甚至尝试与蒙古方面进行接触（尽管效果甚微）。他们的关注点更多放在内部财政、人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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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派的忧虑与呐喊： 以杜范、刘晋之等为代表的清流官员，以及最重要的前线统帅孟珙、余玠，则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警惕。孟珙在奏章中痛切陈词：“和议不可恃，虏情叵测…今其内乱，正我卧薪尝胆、奋发自强之时！宜选将练兵，储粮缮城，以备不虞。若因虏乱稍息，辄生懈怠，异日祸至，悔之何及！” 余玠也在四川全力构筑山城体系，深知蒙古的威胁只是暂停，而非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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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宗的摇摆与错失的良机： 宋理宗赵昀在短暂的兴奋后，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他既希望享受和平，又害怕承担放弃备战的骂名。朝廷虽然也下达了加强防务的诏令，但在史嵩之的主导下，缺乏强有力的、全国性的、倾尽全力的整军经武计划。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在临安朝堂的争论、地方执行的效率低下以及普遍的侥幸心理中，被一点一点地消耗。最为讽刺的是，当四川前线最需要支持以重建防御时，朝廷反而因“敌退”而削减了部分军费！
尾声：
1241年窝阔台的猝死，如同在宋蒙战争的血色长卷上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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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让蒙古帝国这台恐怖的战争机器，因内部的权力继承问题而被迫刹车。三路攻宋大军攻势顿挫，主力后撤或转入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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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给了南宋一个意料之外、苦苦挣扎得来的喘息机会。长江流域的烽火暂时减弱，前线军民得以从持续数年的高强度厮杀中获得片刻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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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喘息并未带来新生。临安朝廷未能如孟珙、余玠所疾呼的那样，将其转化为厉兵秣马、彻底革新防务、扭转战略被动的黄金窗口。内部的党争、苟安的心态、资源的分散，使得南宋错失了可能是其后期唯一一次能系统性加强自身、争取战略平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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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不等于结束。 乃马真后的称制只是过渡，蒙古内部纵然有矛盾（如贵由与拔都的严重不和），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灭亡南宋的终极目标从未改变。一旦新汗（贵由）在争吵中勉强即位（1246年），或者更具雄才大略的蒙哥（拖雷之子）最终整合力量（1251年），那暂停的战争机器将以更凶猛、更高效的姿态重新启动。孟珙在江陵的忧虑目光，早已穿透暂时的平静，看到了那注定更加酷烈的未来风暴。
窝阔台饮下的最后一杯酒，暂时浇灭了南侵的烈火，却也在无形中，为南宋王朝敲响了更为深沉的暮钟。长江的呜咽，在短暂的停歇后，终将化为滔天的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