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暮色中的汴梁城，总让人想起欧阳修笔下那柄断裂的玉如意。《五代史伶官传序》开篇的“呜呼”，不是文人的矫叹，而是历史的重锤——敲碎了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三矢遗恨，也敲醒了千年后的我们。这座城池的砖石，曾见证过多少兴亡？那些伶人的胭脂，又掩埋了多少真相？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这开篇的追问如黄河决堤，冲刷出历史的沟壑。欧阳修不写帝王的威仪，却从三支箭矢说起：李存勖将父亲的遗命藏于庙堂，出征时“盛以锦囊，负而前驱”。这仪式如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看似庄严，实则脆弱——当箭头指向敌人时，谁曾想它终会刺向自己的咽喉？
伶人敬新磨的血溅玉墀，恰似一面被打碎的铜镜。欧阳修说“数十伶人困之”，这场景让我想起阿房宫的焦土：当权力的楼阁倾塌时，连最卑微的艺人也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的荒诞，往往比戏台上的传奇更刺目。
“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如老茶馆里的醒木，惊醒梦中人。李存勖宠信伶人，将朝堂变作戏台，恰似将《兰亭序》的墨迹泼洒在市井瓦当上。那些唱念做打的伶人，本应是文明的注脚，却成了权力的主角——这种倒错，如同将青铜鼎的铭文刻在陶罐上，荒诞中藏着深意。
“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这让我想起秦始皇封禅的仪仗。可欧阳修笔锋一转，“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朝堂的威严竟被戏子的绣鞋踏碎。这种对比，比《史记》中“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更令人战栗——权力的坍塌，往往始于文明的错位。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十二字如黄钟大吕，震颤着汴梁城的梁柱。欧阳修不谈天命，只说人事：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的壮举，与“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的败亡，恰似天平的两端。
这让我想起敦煌藏经洞的经卷：盛世时，僧人们将典籍仔细装裱；乱世时，连佛经也成了引火之物。欧阳修的“忧劳”与“逸豫”，正是这卷轴的正反面——一面是墨香，一面是灰烬。
《伶官传序》的笔触，如考古者的毛刷，拂去时光的尘埃。欧阳修写李存勖，却让我想起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前者宠伶人而失天下，后者宠褒姒而丧王畿。历史的褶皱里，总藏着相同——权力的任性，文明的代价。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这问句如青铜剑出鞘，寒光逼人。欧阳修的答案藏在“自然之理也”中，而这“理”字，恰似《周易》的卦象，暗含盛衰的玄机。镐京的钟鼓，汴梁的戏台，不过是同一出悲剧的不同幕次。
欧阳修的笔，是太史公的刀，是司马光的斧，更是文明的手术刀。他不为李存勖立传，却借伶人之祸解剖五代的病灶。这种写法，比《资治通鉴》更锋利，直指权力的软肋——当帝王将戏台当作朝堂，将伶人视为股肱，悲剧早已注定。
“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这追问如黄河九曲，将天命与人事的纠缠写得透彻。欧阳修的史笔，不是记录，而是审判。他让李存勖的三矢成为历史的笑柄，让敬新磨的血迹化作文明的碑文。
“盛以锦囊”的三矢，是权力的图腾；伶人“负而前驱”的戏袍，是文明的裹尸布。这种对比，如同将《出师表》的墨迹泼在戏台上——庄严与荒诞，本是一体两面。
李存勖的箭矢指向敌人，却刺向自己；伶人的脂粉遮盖容颜，却掩埋真相。这种意象的倒错，恰似青铜剑被熔作妆镜，寒光化作胭脂。
“数十伶人困之”的场景，让庙堂成了戏台的倒影。欧阳修以“困”字点破天机：当权力沉溺于戏谑，文明便陷入困局。
欧阳修写此文时，汴梁城正歌舞升平。他却以五代之乱警示当朝，这种笔法如同在《清明上河图》的繁华中埋下暗雷。司马光编《通鉴》为资治，欧阳修作《伶官传》为警世——他们都在历史的褶皱里，寻找盛世的裂痕。
欧阳修将李存勖的“盛”与“衰”置于同一镜框。这种手法，如同将良渚玉琮的精美纹饰与破碎残片并列，让观者自行参悟文明的脆弱。
“岂独伶人也哉？”这句如古碑的残泐，留下千年追问。欧阳修的留白，不是逃避，而是更深的揭露——戏子误国？权臣误国？还是文明本身出了问题？
欧阳修的“忧劳”二字，恰似良渚玉璧上的弦纹。今日读来，依然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当我们将娱乐当作信仰，将流量视为权力，是否也在重演李存勖的戏码？戏台上的掌声，有时比战场上的厮杀更致命。
合上《伶官传序》，仿佛看见欧阳修站在汴梁城头，手中握着半截断箭。他不写帝王将相的传奇，却让三矢与戏袍成为文明的墓志铭。这柄史笔，至今仍悬在历史的长河上——提醒我们：权力的任性，终将被文明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