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史中非常特殊，却又至关重要的群体——“经生”，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独特书风——“写经体”。当我们赞叹颜真卿的雄浑、欧阳询的险峻时，也不应忘记，在这些煌煌巨擘的光芒之下，还存在着一片由无数无名书者用笔墨构成的浩瀚星海。
在唐代，佛教的兴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信佛诵经者为数众多。这股全民性的信仰热潮，带来了对佛教典籍的海量需求。加之丝绸之路畅通，新的佛经不断从西方传来，翻译和抄写便成了传播佛法最关键的一环。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专门的社会角色应运而生——抄写经籍，供人诵读。这项工作通常由两类人担任：一类是寺院里的僧侣，这是他们的日常功课；而另一类，则是我今天要重点讨论的“经生”。
所谓的“经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群职业的抄经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功名场上的失意者”，十年寒窗，却未能博得一官半职。其名不见于经传，生平事迹更是无从稽考。为了在长安、洛阳这样的大都市里维持生计，他们只得凭借自己多年苦练而成的书法技艺，为人抄经糊口。这一特殊群体及其作品的大量涌现，堪称唐代一道特有的文化景观。
从流传下来的大量敦煌写卷等实物来看，经生们的书写绝非随意而为，而是有着一套极为严格、成熟的体例与格式，堪称唐代的“标准化生产”。
其流程大致如下：首先，在专为写经用的纸上画出整齐的“乌丝界栏”，这保证了卷面的整洁与行气的贯通；接着，在卷首郑重写下经名，然后书写经文主体；最后，还要注明所用纸张的数量或所书佛经的卷号。有些较为重要的经卷，甚至会署上经生的姓名，或附上出资抄经者的“发愿文”。
这种严谨，更深刻地体现在书写本身。北宋的《宣和书谱》对此有非常精到的描述，说经生高手创作时“修整自持”，“数千字终始如一律，不失行次”，其笔法“一波三折，笔之势亦自不苟”。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意味着，一位优秀的经生，在抄写长达数千字的经卷时，必须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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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上：怀有“恭虔之心”，心无杂念，神智宁静，完全进入一种近乎修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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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自始至终，字的大小、行距的疏密、笔画的粗细，都要保持高度一致，如同出自同一模具。同时，每一个笔画（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捺笔）都要包含“一波三折”的笔势，起、行、收笔法完备，毫不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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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上：他们还要在“规矩齐整”的前提下，保证一定的书写速度。因为抄写速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同时，清晰规范的字体也便于诵经者流畅阅读。
正是在这种近乎严苛的、融合了信仰、技艺与效率的要求下，“写经体”那种独特的书法风格、特点乃至程式，才被逐渐确立并完善起来。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千篇一律”的书写带有“匠气”。但作为书法研究者，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一律”之下，蕴含的是何等深厚的集体功力与审美共识。
“写经体”的风格，整体上介于楷书与行书之间，我们称之为“写经楷”或“经书体”。它脱胎于钟繇、王羲之的楷书，又融入了唐代的时代气息，形成了结构端庄、用笔精到、气韵灵动的特点。它没有名家书法那样强烈的个人风格宣泄，却将晋唐笔法的精髓，以一种最纯粹、最易于传播的方式保存并普及开来。
当我们静心观赏这些写经墨迹，会发现其点画之间，充满了微妙的提按起伏和笔锋转换的细节。那乌丝栏中整齐划一的文字，仿佛一曲由无数音符精密构成的宏大乐章，展现出的是一种集体的、共性的庄严与秩序之美。
艺术的伟大，不仅存在于天才的迸发，也同样存在于无数普通匠人，那日复一日的、虔诚的坚持之中。